二 我的父亲（第3/3页）

辛亥革命，我出校门先奔前方，而后回家报告，父亲毫不拦阻。知我所参加之事有募饷一项，郑重嘱勿经手款项，说经手款项是最宜小心的事。民国成立，他立即奉行阳历，废拜跪之礼。他一向没有过激烈的言论和行动，但他的出处甚为审慎。清末，满汉的鸿沟表面渐泯，驻防旗人不惜与地方士绅结交。曾有同里朱君传杭州驻防某君之意，请我父亲任监督，筹设学校，教授八旗子弟，待遇甚厚，他不假思索谢绝，事后告母亲，无意周旋丰沛健儿间。洪宪称帝，我正因母丧由美国回家，听父亲讨论时事，痛恶叛国，他随口举出当时梁任公《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文，及孙洪伊反对帝制的电报中警句，不稍误。他在病中，记忆力还同平日一样。

我和膺白的婚事，父亲踌躇久而始允，膺白写很长的信给父亲述其家况，请父亲曰：“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之一诺。”父亲初见膺白，觉其才太露。三妹性元问“膺白”二字如何解释，父亲说“膺”是胸膺，“白”是坦白。这些，我后来全都告诉了膺白。从此以后，他答人问大号，总说：“胸膺之膺，坦白之白。”亦终身黾勉“胸膺坦白”四个字。我和膺白结婚时，父亲给我们一对金质小型图章，镌有名字，二次革命后我们化名亡命，这对图章既有真名，且似饰物，为免各地海关查验，我与其他饰物一并变去。这件事，我常常后悔，惟与膺白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没有负父亲的期望。

我父亲最后的职务，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至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前后七载。他独力校印《资治通鉴》，后来参加编辑《辞源》。陆尔奎《辞源说略》中述缘起云：“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我父亲是开始编辑的五六人中之一，我见过《辞源》预约样本上父亲的名字，亦见过他书桌上堆积的《辞源》废稿，他是连年埋头伏案的人。民国元年夏，我父亲忽患咯血，请假在家治病，犹念念不忘于《辞源》。母亲因医生之言，坚劝辞职，悉心休养，他深以亏一篑之功，久不肯决。书馆例，职员病假不支薪，他不是恋其职，而实系恋其事。其后，中华书局来聘我父亲，待遇倍之，商务亦送医药费来。他未应中华之聘，终辞商务之职，距《辞源》脱稿仅数月。这年冬《辞源》脱稿，商务书馆取其单辞先印《新字典》，高凤谦《新字典缘起》云：“戊申游广州，与陆君炜士谈辞书之关系，所论大洽……至今年而脱稿，命之曰辞源，又刺其单辞先付手民，命之曰新字典。”故《新字典》实由《辞源》而出，有《辞源》而后有《新字典》，后脱稿者先付印。不知何故，《新字典》上有我父亲名字，而《辞源》无之，他临病不忘工作者《辞源》，家人耳熟其名，《新字典》是副产品，他从未提及。吾弟君怡侍父亲病，熟悉经过，他见民四（一九一五）《辞源》出版，列名编校者五十余人，其中无父亲之名。至民五（一九一六）之秋父亲去世，他如无其事未提过一句话，亦不介一点意。父亲如此，儿女敬其意不敢问，然亦终存于心，不能忘记。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先生欲约君怡继其总经理职务，君怡谢未就。这机会，他请问当年《辞源》与《新字典》编纂情形，陆君说，两书盖二而一，我父亲均躬与其事。时值中华书局新成立，主持人即由商务出来，同业竞争与人事恩怨，陆君即是其人，他是嘉兴同乡，他说父亲系无故受中华之累。

民国三十三四年之间，一日夏尊先生来访我，话题谈到开明书局。夏先生是南屏女中同事中，年最长，最受钦佩的人，是开明发起人之一。谈到未来工作，他说：太平后拟编一辞书，为中学青年参考用。他随口举例曰：譬如我的姓“沈”字，名词如何读，如何用，动词如何读，如何用，各造句为例，并邀我合作。我闻言答曰：我原是一个编过辞书者的后人，我有一个心愿，蒙不弃，必执鞭以随后。抗战胜利不久，夏先生病故，时事亦大变，我这点心愿不再有附丽的地方。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