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第2/4页）

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

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

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

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

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

然而，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事实上，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是又敬又怕、甘拜下风的。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可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

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因为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宾主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看法，而且会谈也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往往是在宾主双方言谈甚欢的当口，李林甫总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常常会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就不得不在心里说——服了你了。

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

从此以后，凡是宾主双方再次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虽盛冬，常汗沾衣。”）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也就是脱下自己的袍子披在安禄山的身上，给他送去春天一般的温暖。

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觉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相当的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自从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从此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