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上）（第2/3页）

既然李元紘和杜暹都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嘉言懿行，性格和志向又如此相近，按理说在工作上也应该会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才对。

可是，他们偏偏就掐架了。

关于他们掐架的原因，史书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这么一句话：“元紘、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而具体有何异同、有何嫌隙、如何在玄宗面前互相参奏，史书则付诸阙如。

虽然史书无载，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性情相近的人共事，更容易掐架。观诸开元初期的宰相，无论是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颋，还是张嘉贞与源乾曜，都是典型的一刚一柔、一主一辅，所以他们既能在性格上形成互补，又能在工作上分出主次，矛盾自然也就少了。而李元紘和杜暹，性情都是同样的刚直耿介，遇事当然也就不善于拐弯和妥协，一旦对事物的看法相左，必然要争一个是非对错，因而矛盾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李、杜的矛盾，玄宗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了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把两人一起赶下台。

开元十七年（公元727年）六月，李元紘和杜暹双双罢相。

也许是担心继任者又跟他们一样，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不能互补，所以玄宗这回特地挑选了三个人，希望通过人数的变化，给宰相班子增加一些弹性、注入一些活力。

新任的三位宰相，一个叫萧嵩，一个叫裴光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财专家——宇文融。

玄宗之所以会既往不咎，让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回朝拜相，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是的，钱。

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此时的玄宗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勤克俭了，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流露出了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所以，尽管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财政收入日益增长，可玄宗还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

而满朝文武，最能搞钱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宇文融了。

宇文融没有辜负玄宗的殷切期望。

一坐到宰相的位子上，宇文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特使”，然后把他们派驻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展争创经济效益的竞赛，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搜刮民脂民膏，看谁刮得多、刮得巧妙，谁就能加官晋爵、青云直上。

如此一来，玄宗自然是开心了——钱这个东西嘛，不就像海绵里的水吗，挤一挤总是有的！

可是，文武百官却叫苦不迭——权力都让特使夺走了，部门职能也都错乱了，规章制度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最苦的，莫过于底层的老百姓——今天交这个捐，明天纳那个税，后天又来个巧立名目的摊派，这日子还怎么过？

当然，百姓的痛苦和百官的烦恼宇文融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皇帝的笑颜。

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证明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才干呢？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让一个臣子心花怒放、干劲百倍的呢？

没有了。

由于博得了天子的欢心，所以一向矜夸自负的宇文融越发得意忘形。当宰相没多久，他便到处扬言：“只要让我在相位上待几个月，保管天下太平！”（《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宇文融到底有没有致太平的本事不好说，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相位上确实只待了几个月，然后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宇文融之所以下台，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裴光庭等人在背后狠狠参了他一本。这一参，玄宗总算听到了朝野的呼声和百姓的怨言。然而，他还是舍不得罢免宇文融。

最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的，是另一桩弹劾案。

当时有一个宗室亲王名叫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颇为玄宗所器重，宇文融担心他以军功入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一直想找机会堵死他的入相之路。

开元十七年九月，李祎因事入朝，宇文融当即授意心腹御史李寅整理黑材料，准备瞅准机会递上去。不料这个李寅也是个大嘴巴，刚弄完材料就把事情泄露了。李祎得知后，立刻入宫禀报玄宗，说：宇文融打算陷害我，明天就会让御史李寅上章弹劾。

玄宗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李寅果然就把奏章递了上来。玄宗勃然大怒，当即把宇文融贬为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可是，宇文融刚走了没几天，玄宗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钱不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