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泰山:走向历史之巅(第3/5页)

玄宗得知此事后,当然对张说非常满意,也对他越发倚重。而那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陆坚,则引起了玄宗的强烈反感,这辈子要想再升官,估计是比登天还难了。

张说自从取代张嘉贞成为中书令后,就成了帝国的首席宰相,然而在他看来,自己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多无形的制约,难以放开手脚。

让他感到掣肘的,并不是具体的哪个部门或官员,而是唐朝的宰相制度本身。

唐代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大多数时候,宰相都在六至十人之间。这些宰相本身都是三省或六部的长官,上午在“政事堂”集中议政,下午各回本省或本部办公,所以都是兼职宰相。而政事堂也只是举行联席会议的场所,并不是凌驾于三省六部的决策机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个别宰相大权独揽。此外,从机构职能来看,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驳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之间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也能有效防止宰相专权。

尽管到了玄宗时代,宰相名额已缩减为二至三人,首席宰相的权力也已远远大于初唐时期,但是制度的惯性力量仍在,所以就算是首席宰相,在具体工作中也还是会受到很多限制。

为此,张说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改革计划。

开元十一年十二月,在得到玄宗的批准后,“政事堂”被取消,改为“中书门下”,同时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分管各项政务。

这是大唐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行政制度改革。

此次改革引起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名称那么简单,而是从一个议政场所变成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无论宰相是三省长官还是六部尚书,也都由兼职变成了专职,从此不需要在宰相官署和本司之间两头跑。“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旧唐书·杨国忠传》);最后,中书省和门下省成为一个联合的宰相官署,就意味着把门下省的驳议之权取消了;同时,五房的行政职能又基本对应于尚书省下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就相当于把尚书省的行政权力也架空了。如此一来,中书门下既是最高决策机构,又兼具最高行政机构的职能,首席宰相便可以随时绕开六部,让五房直接贯彻他的政策意图了。

上述三点变化,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三省分工趋于模糊,分权体制宣告瓦解,首席宰相一人独大。

这项改革的好处是: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大幅提高,彻底杜绝扯皮、推诿等现象,可以迅速而高效地执行皇帝和宰相的政令。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极易导致宰相专权。若干年之后,大唐帝国之所以会出现一个独揽朝纲十九年的权相李林甫,未尝不是此次改革埋下的祸根。

完成上述这几项重大改革后,张说就步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了。此时的张说上有天子宠信,下有百官拥戴,要声望有声望,要政绩有政绩,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真可谓万事顺遂,风光无限。

一般人走到这一步,肯定会感到心满意足了。可是,张说并不满足。对他来讲,这一切固然令人自豪,却不足以令他止步。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什么事?

封禅。准确地说,是由他牵头,帮助玄宗完成泰山封禅。在张说看来,只有做完这件事,他才能以一个盛世贤相的光辉姿态当之无愧地走进青史。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一月,张说“首建封禅之议”,满朝文武群起响应,“屡上表请封禅”。(《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一再表示谦让,而张说则率领百官和四方文学之士再三请愿,“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旧唐书·礼仪志三》)

在作足了一番姿态后,玄宗才颁下一道《允行封禅诏》,宣布将于来年十一月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封禅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帝王“受天命,告成功”的重大仪式。古人认为,只有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帝王贤明、天下大治的情况下,才有资格举行封禅。用张说在《大唐封祀坛颂》中的话来说,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位当五行图箓之序”,意思是政权必须具备正统性与合法性;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亦即天下太平,国力强盛;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是指帝王必须具备高尚圣明、崇文重道的品德。

在张说看来,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举行封禅才能名实相副。“是谓与天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禅,人且未许,其如天何!”(《全唐文》卷二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