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狼烟：契丹叛乱（下）（第2/3页）

他们说，孙万荣为了避免再次被突厥偷袭，就在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朝阳市）西北四百里处，修筑了一座新城，将不能作战的老弱妇孺都留在城内，同时在城中囤积了大量从唐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和金银财宝。此城位于深山之中，位置非常隐蔽，孙万荣本人已率领全部精锐南下进攻幽州，此城防守薄弱，正可拿下。

这两个使者最后还是说出了这座城的准确位置，并且自告奋勇担任向导。

默啜可汗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顿时仰天狂笑，当即亲率大军直扑契丹大本营，围城三日后将其攻克，随即将城中的辎重、财宝和人口掳掠一空，最后满载而归。

正在前线与唐军对峙的孙万荣得知这个惊天噩耗时，几乎晕厥，而那些失去了亲人和财产的将士们更是无心恋战，士气落到了最低点。作为契丹友军的奚族军队，眼见孙万荣大势已去，随即阵前倒戈，与唐军神兵道行军总管杨玄基相约，前后夹击契丹军队。此时契丹人早已没有半点斗志，结果兵败如山倒。契丹勇将何阿小被生擒，孙万荣带着几千残兵落荒而逃，途中又遭唐前军总管张九节截击。走投无路的孙万荣最后仰天长叹：“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资治通鉴》卷二〇六）

此时他的数千残兵已全部逃散，身边只剩下几个家奴。

对于这几个家奴来说，他们肯定没有走投无路的痛苦，因为他们手中还有归唐的筹码。

什么筹码？

孙万荣的人头。

孙万荣仰天长叹的话音刚刚落下，几个家奴就迫不及待地砍了他的脑袋。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六月三十日，孙万荣的家奴带着他的首级投降了唐军。

至此，历时一年的契丹叛乱宣告平定。

为了庆祝平叛胜利，女皇武曌于是年九月在通天宫举行大祭，同时大赦天下，改元神功。

胆小如鼠的北征军统帅武懿宗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获得了胜利，但是他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人所共知，所以武曌也很无奈，于是命他和娄师德、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算是给他一个将功赎罪、收买人心的机会。

可是，这个没用的软蛋一旦转身面对老百姓，马上又拿出了一副残暴无情的嘴脸。当时被契丹掳掠的百姓在战后纷纷回到家乡，可武懿宗却以叛国为名把他们全都逮捕，然后一个个开膛破肚，生取其胆。每当有人被行刑的时候，武懿宗总会言笑自若地站在一旁观赏。

奉旨安抚河北的武懿宗就是这么“安抚”的，这和凶残的契丹人有何差别？当时契丹人中最嗜杀的将领是何阿小，而武懿宗来了之后，比起何阿小却有过之无不及。由于武懿宗的封爵是河内王，所以河北百姓就编了一句顺口溜，以此表达他们的愤怒——“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即使已经把整个河北弄得怨声载道，可武懿宗的嗜血欲望似乎仍未满足。回朝复命时，他又在朝会上奏请武皇，要求将所有“从贼者”满门抄斩。闻听此言，朝堂上的文武百官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是没人敢站出来阻止。最后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左拾遗王求礼毅然出列，大声说：“这些所谓的叛国者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无力反抗契丹人的胁迫，为了生存才不得不从贼，岂有叛国之心？反倒是武懿宗，手握二十万重兵，遇敌数千人便望风而走，致使贼人坐大，到头来却将罪过全部归之于百姓，如果要杀，请先杀他以谢河北！”

武懿宗被揭了疮疤，顿时面红耳赤，却又无言以对。武曌赶紧出面圆场，否决了武懿宗的奏请。

河北百姓成千上万颗无辜的人头，就这样在小官王求礼的一番仗义直言中保住了。回想起贞观时代太宗君臣对死刑判决是何等慎重，再看看武周时期人命贱如草芥的黑暗现实，所有的李唐旧臣一定都会满心悲凉，并为之扼腕长叹。

在武周一朝，不要说普通百姓的生命危如累卵，就是贵为大臣宰相者，往往也是朝不保夕，时时刻刻活在恐惧之中。自从武周革命以来，很多大臣每日上朝之前，都要与家人执手诀别，因为很可能今早迈出这个家门，从此就再也回不来了。在这种政治生态中，许多人自然就只能奉行阿谀谄媚，明哲保身的混世之道。比如武周中期的一个宰相苏味道，居相位数年，碌碌无为，唯知依阿取容，却经常自鸣得意地对人说：“处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两端可矣！”（《资治通鉴》卷二〇六）时人称其为“苏模棱”。

这就是成语“模棱两可”的出处。

不仅是苏味道这种昏庸官僚如此，就连武周一朝颇负盛名，一生中出将入相的著名人物娄师德，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也不得不彻底收敛锋芒，把自己磨成一个通体圆滑，逆来顺受的鹅卵石，以此消灾免祸，自保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