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隐痛：玄武之殇（下）（第4/4页）

然而，唐太宗李世民郑重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规范和法则，其实正是当年被他自己彻底颠覆的东西。

虽说时移世易，角色的不同导致了行为和价值观的差异，但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心中肯定横亘着武德九年遗留下的道德阴影。对儿子们的谴责越是严厉而痛切，对“爱敬君亲”的“孝义之则”越是推崇和强调，就越发表明李世民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摆脱玄武门事件的巨大影响。

诚如学者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李世民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

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就越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