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6/19页）

1935年1日28日，拂晓。

红军的总反攻尚未打响，偷越狮子岭的川军突然出现。相对于关子门，狮子岭对土城的威胁更大，红军立刻投入重兵阻击。

郭勋祺既要顾及关子门，又不能放弃狮子岭，鉴于兵员不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营拆成连，每次前方觉得顶不住了，就增援一个连。

这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手枪连，除人手一支盒子炮外，还有八挺手提式机枪，有的甚至配备了机枪班，当年刘湘就靠它起家，火力很是生猛。

川军逐渐从守势转向攻势，红军方面本来预料两到三个小时结束战斗。但战至中午，非但没能扩大战果，从狮子岭冒出来的川军还一度逼近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所在的前敌指挥所。

毛泽东当时在土城后山观战，从后山可以看到前敌指挥所，前方险情令他吃惊不已，而此时红二师尚未到达，只能让陈赓率军委干部团临时救急。

军委干部团成员皆为连排以上干部，每人头上一顶德式钢盔，配有手提式机枪和马刀，其威猛程度又超过了川军的手枪连。

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杀，干部团不仅将川军击退，还俘虏了几名受伤的官兵。

正在后山观察战局的毛泽东当即称赞道：“陈赓，可以当军长！”

发现“戴钢盔的红军”冲上了狮子岭的山顶，郭勋祺急忙再抽一个营用于增援。这个营的营长叫韦斌，外号韦驮，他正要出发，郭勋祺喊住他，对他说：“韦驮是护法神，诸邪看见都要回避，希望你把法术和威力都拿出来，使邪魔鬼怪逃之夭夭，以保护本旅平安得胜。”

众人听后一齐大笑。

郭勋祺作战，每个团都要派参谋人员督战，随时向他进行报告。这个时候他还要插科打诨开玩笑，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战场开始对他不利，所以得设法调节一下气氛，以免部属过于紧张。

午后果然是一个转折点，红二师赶到了。

若以战斗力而论，中央红军中，红一军团是王牌，而红二师又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的到来，带动了红军在关子门一线的反攻，红军开始像潮水一般猛袭而来。

川军接连失去关子门山谷内的几个山头，各部弹药即将耗尽，躺在山脚下无法送出的伤员则越聚越多，已达数百人。

部下见战局不利，便请示郭勋祺，再调援兵或从狮子岭抽一个营来助战。

郭勋祺已经把近乎整旅都压了上去，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枪连，哪还有什么多余的援兵。而狮子岭能吸引红军干部团出马，说明其重要性非同寻常，所以也抽不得。

郭勋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前线硬撑，同时再次致电刘湘，催促各部速赴土城。

郭勋祺一个人在土城唱戏，都快唱岔气了。他对这些“友军”的行军速度多少都有些意见——走得也太慢了，说不定还没等你们赶上来，我就要被人打烂了。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这天下午，军委二局破译出了川军的密电码，从中得知，川军正在向土城合围，由此判断，对面的敌军可能不止一旅。

正好军委干部团抓到了俘虏，其中有一个叫王清泉的手枪连连长，被认为有很高的情报价值。在彭德怀和朱德都见过此人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讯问。

当问到兵力多寡时，王清泉唯恐讲少了，红军攻得更猛，便信口胡吹，供称除自己属郭勋祺旅外，又说潘佐旅在风筝坝作总预备队，廖海涛旅在后面跟踪而来，其余各旅正向土城推进，远的六七十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

在王清泉说这番话的时候，潘佐旅离土城还很远，更不可能在风筝坝作什么总预备队。但土城一役中郭勋祺旅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却使毛泽东对王清泉的话确信无疑：对面川军不是一个旅，而是两个旅，此外尚有八九个旅将加入战团。

毛泽东还从王清泉口中了解到，刘湘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防——当然这也是在吹牛，不过显然对毛泽东随后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天下午的战况似乎在验证王清泉的话，不管红军如何占据优势，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郭勋祺的阵地。

红军高层开始进行紧张的探讨，到傍晚，终于达成了共识，即迅速撤出土城，西渡赤水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从泸州北渡的计划。

1935年1月29日，上午。

前方向郭勋祺报告，弹药快打光了，如果还不补充，只好束手待毙。郭勋祺无计可施，只得跑去前线，当着官兵们的面，把刘湘、潘文华给他的电报读了一遍，无非是“各旅正兼程向土城合击而来”，不过是画饼充饥地给众人打打气罢了。

一番抑扬顿挫之后，他忽然发现有哪里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