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15/19页）

守桥的班要放火烧桥，红军发现后才正式展开夺桥行动，将其全部歼灭，从而完成了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壮举。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经泸定桥通过大渡河。过河后，左右两纵队合兵一处，向川军第四旅发起进攻，该旅伤亡过半，退往汉源。

经过大渡河一役，刘文辉所属的第四、第五两旅都被打残了，原先每旅有三团，现在缩成两团还编不满。若不是红军自会理后不再随意攻城，加上薛岳和其他川军在后面紧追，汉源城中的刘文辉几乎要陷入绝境。

中央红军未入汉源至雅安这一线，他们避实就虚，从雅安旁边一擦而过，翻越夹金山，向川西北方向开去，刘文辉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几乎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就撤出了涪江，一路西进，沿途虽有阻挡，但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哪里放在眼里，因此他们到达川西北的时间，要比中央红军早很多。

1935年6月16日，两大红军主力在川西北实现完全会师。

尽管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建立政府，但这里地广人稀，往往走上百里山路，都见不到一座村寨，并不适合大兵团久驻，因此会师之后，大家便考虑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最初决定向陕甘一带北进，不过那里有只拦路虎：胡宗南。

胡宗南很有战略眼光，他入川后别的地方都没去，就卡住一个松潘县城。松潘是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要去陕甘，非攻下它不可。

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时，就曾打过松潘，只是拿不下来，此次旧事重提。1935年7月，以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红军再次攻向松潘。

胡宗南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无论练兵还是战术，两个黄埔同学都难分伯仲，徐向前或而正面突击，或而迂回包抄，胡宗南则凭碉固守，以静制动，红军多次攻击均未奏效。

因为无法进入松潘，红军只能从侧背的松潘草地穿行北上，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开始了。

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一次艰苦行军，到处都是水草和沼泽，找不到一点食物。能收集到的粮食，包括青稞都快吃光了，眼看着高原上已是寒气逼人，但官兵身上仍穿着单衣。

黄克诚回忆，在草地行军时，走在后面的人都用不着向导，只要顺着地上络绎不绝的尸体，便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红军内部就在这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要求停止北进，挥师南下，毛泽东及中央则仍坚持北上。

其实自两大红军会师后，问题就已经冒了出来，那就是听谁的？

没有会师前，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是“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对中央红军的敬畏之心不言而喻。

可现实是残酷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时，尚有八万六千之众，到达川西北时，只剩两万余人，且人困马乏，装备不整，人人身上破衣烂衫。反观红四方面军，仅主力部队就有八万，“兵强马壮枪多”。

除了实力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对南下风险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确切些说，就是对川军这一对手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差异。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先是击败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接着攻破刘湘亲自发动的“六路围攻”，最后强渡嘉陵江，可以说是鲜尝败绩，打遍川中无敌手，有绝对的理由不把川军放在眼里。

中央红军就不一样了。土城第一战便吃了亏，后面的叙永、会理也都打得不理想。朱德曾为此叹息道，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在攻打会理之前，中央红军其实已疲惫不堪，亟需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和补充给养，但整整围攻七天七夜，连挖地道炸城墙都用上了，仍无法获胜。

此后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刘伯承这条“川龙”发挥作用，要不然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毛泽东对南下的认识，一言蔽之，是“绝路”。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明确态度，一方面说北上“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另一方面认为“川敌弱”。他的想法是南下抢占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在粮食供给、兵员补充以及战略进退上，都较北上有优势，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再没说别的，遂告辞而去。

1935年9月10日深夜，毛泽东和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及一些直属分队秘密北上，与张国焘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