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10/19页）

刘元璋的出发点跟刘文辉差不多，就是将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只要守住几天，等薛岳一到，红军自然就离去。

此外，三线分配的兵力也不同，基本表现为前轻后重，前面兵力少，越往后面兵力越多。

刘元璋对此自鸣得意，他的参谋长告诉别人，这是为了“麻”内行：红军打仗内行，通过这种摆法，可以给红军造成一种城内守军越来越强的印象，那样红军就不会拼命攻城了。

从后往前数，刘元璋亲率两个旅驻于西昌；德昌有一团一营；到了会理，就仅有一个团；再到金沙江沿线，总共就两个团，却承包了所有江岸。

如此排兵布阵，最痛苦的莫过于一线将领，即刘文辉的另一个侄子刘元塘。

区区两个团，怎么分都不够摊，只能重点设防。有的地方认为红军必过，就多放点兵，有的地方一看就知道红军不会光顾，便少放点兵，或干脆用其他代替。

哪里是红军必不会考虑的呢？

刘元塘得出的结论是，通安渡口。

通安渡口是川滇两省的正道，云南入四川，或者四川进云南，都是从通安渡金沙江。按常理，通安才是守军设防重点，但刘元塘偏偏不这样想。

红军擅长避实击虚，绝不会碰硬钉子，而且既是正道，薛岳也一准会奔此而来。两两相加，说明红军反而不会把通安选作强渡地点。

岷江大战时，刘元塘曾嚷嚷过要扮演“川南红军总司令”，如今他又站在红军的角度来了个逆向思维。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都有些佩服自个儿了：川军战将要都有我这么聪明，那能避免多少悲剧啊！

于是，通安就成了刘元塘最节省兵力的地方，他一个兵都没放，只是将此地防务交由通安的江防大队负责。

这是刘元塘另一个自认为精巧的构思：江防大队从大队长到队丁，全都是通安人，在通安闭着眼睛都能走路。一旦觉察到江岸对面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便可向离通安十几里外的一个营报告，到时该营紧急赶来通安堵截，也完全来得及。

像刘元塘这样的粗人，能考虑得如此周密，也实在不容易。可惜的是，人生无剧本，它往往就像打发乞丐一样，你要钱，它偏给你饭，你要饭，他偏给你钱。

刘元塘想要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江防大队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很二的角色——岂止是二，还是二的平方。此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接到命令，说要封锁渡口并检查行人，还以为捡到了发财机会，那个乐啊。

他把南岸所有渡船都拉到北岸，只留下一条船在南岸，干什么？做生意。

有人要渡江，每位收费一元，客商则要加收半元，连抬滑竿的轿夫和邮差都照收不误。

到了“四渡赤水”后期，刘文辉、刘元塘等人惶惶不可终日，江防大队长却是数钱数到手软：在战争的压力下，过境民众剧增，生意火爆。

摆渡生意好，寄宿生意也水涨船高，通安的客店、茶馆乃至于烟馆里都住满了人。

这些寄宿客人，除了商人、行人、路人，还有红军！

刘元塘以为红军不会强渡通安，然而人家看中的，恰恰就是通安，而且用不着强渡，巧渡即可。

红军一人付了一元，坐着江防大队的渡船就过来了。

1935年5月3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先期潜入的红军侦察组发起突袭，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利用搜得的七艘渡船，干部团率先渡江。

与干部团交手后，那个协防的营被打到伤亡过半，只得退往通安后方。

刘元塘在会理接到电话，他预料江上渡船不多，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下子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必然只是少数先遣部队，因此立即率会理城内所有的部队驰援，想把红军迫回南岸。

可惜他不知道干部团是什么威力。在通安以北，双方连续激战数个小时，川军崩溃，随刘元塘逃回会理的仅四百残兵而已。

如果红军奋起直追，不需后续部队，只消一个干部团，攻下会理都没问题。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红军没有继续穷追下去，原因是红军高层没有把攻占会理放到首要位置，当时考虑的是大家能否顺利过江。

1935年5月5日，中央纵队过江。毛泽东过江之后盛赞刘伯承指挥有方，避免了中央红军走上绝路：“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我早知道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中央纵队安全脱险，但后面还有各大军团。金沙江江宽水急，无法搭建浮桥，人多船少，渡江并非易事。

1935年5月7日，红三军团全数过江，而红一军团还未上船。

正是因为关注渡江，毛泽东迟迟没有下达攻占会理城的命令，使刘元塘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