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瞩目大西南（第8/14页）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巨画，凝视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

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

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艰苦努力、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这一改组刚刚开始。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才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都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它们的第一号领导人。

还会有曲折，有考验，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不是别人安排，毛泽东的方向就不可逆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35年在遵义他虽然沉默，但历史在说：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

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人：博古。

他是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打击对象。

博古此人好就好在只要认识到了，就不避讳自己的错误。他都是“阳谋”，不搞阴谋。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凯丰在背后劝他不要交权，他不听，把几副装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博古比毛泽东小14岁，除了在莫斯科多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对中国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特点的认识，与毛泽东比，皆相去甚远。

小14岁、经验相去甚远，博古也毕竟做过一个党的领袖。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产生的，他也毕竟代表了一个党。博古的不成熟，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党的不成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唯有毛泽东是真正成熟的领袖。而唯有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才能使从1921年建党之日就开始的对领袖的漫长选择得到终结。

选择毛泽东作为领袖，本身不是同样在印证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了吗？

四、薛岳苦了王家烈

毛泽东对长征有段名言。

1935年12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结束，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蒋介石对“长追”也有段名言。

1935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对薛岳说：“国军长途追剿，从中枢到边陲，军行所至，中央德威远播，诚为我国历史空前壮举。”

举世公认，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壮举。

但蒋介石讲起他的长追来，也言之凿凿，认为有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意味。

帮助蒋介石完成从东南到西南、从西南到西北，迢迢万里追击、截击、堵击的，就是在红军中从总司令到伙夫无人不知的薛岳。长征伊始，薛岳就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代表，紧紧跟压在红军队伍侧面或紧跟在后面。

薛岳此人在蒋军中颇有些狂气，绰号“老虎仔”。第五次“围剿”中，陈诚在薛岳就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大会上说“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话虽然说得太大，徒增薛岳之轻狂，但也可见此人确非等闲之辈。

薛岳从第五次“围剿”起，便和红军结下难解之仇。1933年10月他到达南昌，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1934年1月，出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他指挥第六路军先后夺占赣南重镇兴国及古龙岗，进迫宁都，企图围困瑞金。10月中下旬，红军主力通过赣南信丰、安远间的粤军封锁线，突围西去。薛岳立即以火急电报分电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总指挥顾祝同及蒋介石，主动请战，要求率第六路军追击。蒋、顾、陈分别复电，同意由其率军追击，对其战斗精神大加褒奖。

蒋介石给薛岳的命令是：“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毋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

于是薛岳便开始了所谓的“机动穷追”。

红军以瑞金、宁都为起点开始长征。薛岳率吴奇伟第四军（韩汉英五十九师、欧震九十师）、周浑元第三十六军（万耀煌十三师、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及直属的梁华盛九十二师、唐云山九十三师、郭思演九十九师，共计8个师，以兴国为起点开始长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