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围剿”（第8/31页）

 

他以夏斗寅部死守岳阳，将火车全数开往武汉，否则就地炸毁；又命溃败的何键部退入湘西而不退向武汉，既免武汉受溃兵之扰，又使桂军侧翼受到威胁，不敢长驱直入；最后以粤军精锐蒋光鼐、蔡廷锴两师，跟踪追击桂军后尾，以湘军李韫珩（李抱冰）部支援蒋、蔡两师，共同夹击桂军战略重地衡阳。

 

衡阳被占，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被迫掉头回击粤军。何键部乘势从湘西进袭长沙。东、北两路也有何应钦指挥的军队压向桂军。衡阳一役，桂军遭建军以来空前大败，只有少部分部队逃出何应钦布置的三面夹击，避免了全军覆灭。但也几乎因此丧失了老本，从此一蹶不振。

 

独自对付了桂军的何应钦，不但不要蒋介石增兵，还能抽出手来，调三个师到津浦线支援北线蒋军主力作战。

 

享有“干才”之誉的何应钦，当之无愧地坐在蒋介石“八大金刚”中的头一把交椅。

 

所以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始“围剿”红军时，头一个想到的，便是何应钦。

 

就在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之时，蒋介石便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任命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

 

北伐与新军阀混战中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的何应钦，三次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作战，却三战败北。

 

何应钦在第二次“围剿”中担任总司令，亲自制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集中4个军、11个师共计20万兵力，组成一条800里长的弧形战线拉网推进，席卷红军。结果却被红军横扫700里，损失30000人，丢枪20000支。

 

第三次“围剿”他担任前敌总指挥，用“长驱直入”方针连连扑空，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所在，陷入盲人骑瞎马的苦境；不经意之中又被红军消灭17个团，俘虏20000余人。

 

第四次“围剿”何应钦任赣粤闽边区总司令，实际是“围剿”中央苏区的总指挥，却弄得三个主力师被歼，两个师长被俘，连蒋军精锐十一师也未逃脱覆灭命运，败得最惨。蒋介石因此雷霆震怒，撤前敌总指挥陈诚之职杀鸡儆猴，还叹曰：“唯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何应钦找了个借口回南京，再不参加这样的“围剿”。一想起与红军作战和蒋介石怒不可遏的训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的首先便是他。

 

虽同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但刘峙与顾祝同最得何应钦信任，又被人称作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顾祝同与共产党有两笔账。

 

一是第五次“围剿”中任北路军总司令，直接指挥蒋军主力进攻中央苏区。先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继在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红军突围长征后，在后尾紧追不舍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共9个师，皆为顾祝同的北路军部队。

 

二是抗日战争中发动皖南事变。蒋介石原以为需两至三个月、最少也需一个月才能吃掉项英、叶挺率领的9000余新四军精锐部队，结果实际战斗只用了7天。其中与项英、叶挺的先后指挥失误有关，也与顾祝同的精心谋划和指挥相联。

 

如果说顾祝同与共产党最少有两笔账，那么刘峙最少就有三笔。

 

第一笔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刘峙任党军第二师师长，蒋介石召集卫戍部队讲话，他紧跟着宣读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随即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所有党代表及共产党员。当晚，包惠僧质问刘峙为何如此，刘回答说：“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第二笔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事变前蒋介石问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需要多少部队，白答：“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歧之二十六军便够了。”蒋、白皆认为刘峙是反共最坚决的力量。第二师旋即进入上海，原第一师驻防的闸北兵工厂、吴淞口一带，均被第二师接防。

 

第三笔是1932年6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刘峙任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官为蒋介石），指挥6个纵队和一个总预备队计16个师另2个旅，“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心脏新集和金家寨。蒋介石高兴异常，以刘峙的字改新集为“经扶县”，以刘峙麾下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之名改金家寨为“立煌县”。

 

其实，攻占金家寨的原本应该是蒋介石的另一个金刚：陈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