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岩浆（第9/14页）

 

维经斯基的这些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

 

斯大林于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作出答复：“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同时决定非但不撤换鲍罗廷，反而加强鲍罗廷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而“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廷颁发红旗勋章，“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

 

戏剧性的场面很快就出现了：被撤职的不是鲍罗廷，而是维经斯基。1927年3月10日联共政治局改组远东局，任命列普谢为书记，鲍罗廷正式进入远东局。维经斯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指导中共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

 

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廷的领导之下。

 

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历史给鲍罗廷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月30日给鲍罗廷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

 

斯大林不会不知道，4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廷等3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

 

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廷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的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一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他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

 

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三、笔杆子，枪杆子

 

说到枪杆子，人们马上想到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著称于世的毛泽东；以为枪杆子理论出自他的天才创造。

 

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来了枪杆子。通过对枪杆子的纯熟掌握运用，满清王朝不得不接纳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

 

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来了军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竭虑的策划与发动。

 

于是中国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