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第12/21页）

当然不能忘记官家、宰相倚为长城的那支神兵，以及围城当天就被击溃逃散的五万保甲兵。所有这些军队统统加起来也不过十三四万人，未经一战，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在质量上更是相差甚远。

所幸第一次围城之役中守城已有相当经验的禁军将领姚友仲、何庆彦等仍在军中。在西军中被推为有大将之才的吴革，也有守城经验，受到姚、何等将领的尊重，后来在攻守战中他起的作用很大，隐然成为事实上的军事长官。留居东京纳福的西军宿将刘延庆一度被任为“提举四壁守御”，负责城守之责，那是朝廷要加重他的部将范琼的事权，不过无论范琼，无论刘延庆都不能寄以希望。刘延庆最后发生一次作用，那是在攻守战十分剧烈时，渊圣问他事势如何，他以习知战守的边将的资格，说了一句实话：“大臣谓城之不可破者，皆是欺罔朝廷，今日之事，可谓危矣！”他说这话的目的是要让渊圣了解事实的真相，采取必要的战略措施，还是危言耸听，促成渊圣议和，现在已不得而知。

在这些带兵的文臣和将领中，资望、地位、能力能够当统帅之重的看来只有张叔夜一人。围城前，朝廷中竟找不出一个与第一次围城之役的李纲一样的统帅人选。张叔夜这时已除签书枢密院事，有调遣军队的权力，他不避嫌疑，勇于任事，担负起城守的重责，重用吴革，令他四城策应，把姚友仲等布置在适当的岗位上，并亲自上城头督战。连日攻守战，尚能相持，张叔夜是有一定功绩的。

但是朝廷并没有真正任命张叔夜为统帅，议和的阴谋仍在进行。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谈不到什么议和了，除非就向金人投降。金人开出来的都是要向他投降的条件。宰相何在都堂上饮酒谈笑自若，还拍桌击节，歌唱柳永的小词，然后问问属吏，议和的条件谈得怎样了。属吏据实汇报，他摇摇头大言道：“便饶他漫天索价，待我略地酬伊！”

有一天，他听说张叔夜擅自召集守城将领会议，准备出击。他一怕张叔夜夺了他的权，二怕诸将领夺了郭京六甲兵的功，大吃一惊，急忙奏准官家，诏止叔夜道：“同卿檄召诸将，莫是欲出战否？如欲出战，幸先示及。”

渊圣这话表面上客气，实际分量很重，张叔夜吃了这一闷棍，怎敢再议出兵？后来索性力辞签书枢密院之职，不敢再担负起守城的全责。

在张叔夜幕下任职的太学生丁特起看见出击之事不成，张叔夜又意存消极，不禁滴泪沾裳。他与吴革商量后，上书乞早决用兵之计，毋淹延不断，养成夷狄之患。这样的上书，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在这二十多天的围城期间，宋朝方面竟然推不出一个统筹战守的真正的统帅，直到城池失守为止。

军事力量和统帅事权的对比，宋朝又是大大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切斗争，与敌人作政治或军事的斗争，与自然界作生产建设或抗暴的斗争，最痛心的一个现象莫过于力量内耗，在自己内部的矛盾中把力量消耗殆尽，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东京保卫战中暴露无遗，以致在攻守战正式开始以前，两军的优劣势就已十分明显。

东京城的前途黯淡。

7

渊圣皇帝并没有从金军第一次围城之中吸取教训，也没有看到目前军事上的危机。

在他亲自上城视察以前，他的心中反而比较踏实，认为目前的处境比他刚即位几天就匆匆应付金军的进攻时要好得多。他的根据是：当时他主张不定，一会儿要守，一会儿要和，每经过一次变换，他的内心就要发生一次剧烈的斗争。这次不同了，他的方针自始不变，他的政策一贯到底，并无左右摇摆之虞。现在他的方针政策是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两不妨碍。他用了双管齐下的宰相何忠实地执行这一项政策，他自己在宫内更可以高枕无忧了。

由于和的需要，他派出康王和冯澥分别出使到斡离不和粘罕军前乞和，答应并准备答应他们提出来的任何条件，只要保牢他的皇位。他一次又一次地应金人之请派出“割地使”，要三镇及两河各地抗金的军民乖乖地放下武器，臣服金朝。他同意下令不准各地勤王军开到京师来。甚至在围城期间，战争十分剧烈之际，他也同意何的建议，制止张叔夜的出击计划。那个计划至少能挫动金军的锐气，使它不敢小觑城内守军的力量，总之比现在这样勉强应战、坐待灭亡为好。事实上，在张叔夜准备出击前，吴革也两次建议，出兵城外下寨，使虏人不敢近城，且通东南道路；又乞选日诸门并出兵分布期会为正兵、为牢制、为冲突、为尾袭、为应援，可以战而胜。太学生丁特起在张叔夜准备出击的前后都曾上书乞用兵，论对金人有三可灭之理，用兵有五不可缓之说。这些建议，都被渊圣皇帝置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