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第6/6页）

“策试之由，当籍学功”，察举之不盛，策试之难行，与学校之不兴有连带关系。东晋之学校入仕制度，也处于衰微之中。

据《晋书·元帝纪》，元帝恢复了太学学官博士；又据《成帝纪》，咸康三年立太学。《宋书·礼志》记咸康三年“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孝武帝时有太学生60人，后增至百人，太元十年又兴复国学。《宋书·礼志》：“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殷茂称“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晋书·五行志》：“太元十年正月，国子学生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是后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盖有育才之名，而无收贤之实。”(按国子学建于太元十年二月，国子生放火事当在其后，不当在此年正月)东晋之国子生考得一例。《宋书·长沙王刘道怜传》：“长沙景王道怜，高祖(刘裕)中弟也。初为国子学生。谢琰为徐州，命为从事史。”查《晋书·谢琰传》，谢琰为徐州刺史在晋安帝隆安二、三年间，距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建学约十二三年，刘裕、刘道怜曾祖刘混为武原令，祖父刘靖为东安太守，父刘翘为郡功曹。以其门资，自然称不上“冠族华胄”，是国子学中确有“混杂兰艾”之事。

总之，东晋国学不盛，原因一是“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二是士庶分别不严，“士君子耻与其列”；三是“考课不厉，赏黜无章”，管理混乱。高门贵胄志在玄理，耽于享乐，自有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保证其仕途亨通，自然无意于学业了。察举与学校制度，由两汉之盛到东晋之衰，是社会政治文化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结果。

【注释】

(1)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42页。

(2)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72～74页。周先生以“昔吴土初附”为西晋公元280年平吴事。此取其说。

(3)潘滔语中有“足下应和鼎味”语。“鼎味”为商代伊尹故事。《韩非子·难言》：“(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后世“和鼎”多指执政居相位，而潘滔之“应和鼎味”语显非此意。《北堂书钞》卷六八“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条：“《汉旧仪》云，太尉、司徒长史，秩比二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其迁也多据卿校也。”是汉之“和鼎”指公府长史。又《崔敬邕墓志》：“起家召为司徒府主簿，纳赞槐衡，能和鼎味”；又《元 墓志》：“寻辟上台，为骑兵参军，助调醹味”。是元魏之“和鼎”指公府之主簿、参军。知潘滔之“应和鼎味”，大约是指就任公府之掾属僚佐。应征辟而为公府掾，在魏晋南北朝亦是士族高门子弟习惯性的入仕方式之一。由《晋书·王接传》可知，由此入仕，地位亦较秀孝察举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