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第3/6页）

当然，士族中还是有由察举入仕之人的。首先，察举曾为汉代仕进荣途，至晋虽已为贵游公子所轻，但形式上仍有相当荣誉，故士族之中一些有志之士，仍愿由之入仕。但士族分子如应察举，那就要合于察举的传统标准，而不能徒以门阀，至少原则上是如此。如新野庾衮，父兄皆贵盛，他却甘心隐逸躬亲稼穑，故察孝举秀又举清白异行，入《晋书·孝友传》；又如东晋之庐江何琦，祖何龛后将军，父何阜淮南内史，从弟何充为司徒，然而他本人苦孝事母，养志衡门，琴书自娱，耽习典籍，故得举孝廉，屡被征召，亦入《孝友传》。又如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为司隶都官从事时敢于搏击贵势，故得举秀才(见《晋书》本传)。

其二，汉魏以来一些经学世家，至此仍多得察举。庐江杜夷，“世以儒学称，为郡著姓”，三察孝廉；秀才卢谌，为汉代名儒卢植之后，“世以儒业显”；秀才王接，“世修儒史之学”；孔子二十二世孙孔衍，“经学深博”，州举异行直言。孝廉须射策试经，秀才对策亦须以经典为本。至晋高门权贵之贵公子多已鄙薄经术、无意章句而竞于玄谈；而有志经学者，仍以经明行修而应察举为常规性仕途。同时，贤良秀才对策是显示才气文采之机会，故文才出众者，多被秀才之举。如潘岳、潘尼叔侄，皆父祖二千石，家族多居位者，二人“俱以文章见知”，皆得秀才举。

其三，士族亦有高下盛衰之别。高门子弟有优越的机会步入“清途”，官位门第较逊者未必就有同等机会。至于所谓“著姓”、“豪族”，亦颇复杂，或以世仕州郡，或以宗党强盛，或以屡出名德，或以世传儒术，都可以此称之。早在东汉，就是既有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这种官僚世家，也有“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与官僚无干之乡里豪人，还有陈寔这种“贫俭无仆役”、出门使诸子将车的名士家族。《华阳国志》记巴、汉中、蜀、南中等各地郡县均有大姓，如牂柯郡“大姓龙、鲁、雷、兴、仇、递、高、李”之类，然此类“大姓”在当代政治之中有多大影响，就很不相同了。如果仅为一郡一县之望，那与朝廷上贵盛于时的高门华阀相比，显然不能等量齐观。偏于一地的著姓，二三流士族以及门望不够之官僚子弟，如果不能与高门比肩进入“清途”，他们就多以察举入仕。察举员额正是按州郡平均分配的。如安乐秀才张寔，其父不过受叔锡官得乡品五品，然史又记其“家世孝廉”；敦煌索氏，“累世官族”，但在朝廷中并无势力，然而索充为孝廉，索靖、索袭为贤良，索鲠、索绻、索璆、索聿、索琳为秀才，一姓得举者即考得8人。

综上所述，西晋时代由察举入仕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物：第一，才行功能表现优异之下层士人；第二，蜀吴士人；第三，二三流官僚士族子弟；第四，明经术、有文采之士人。由此看来，察举在当时较多体现了功绩择优制和从各阶层广泛取人的特点。而高门权贵子弟对察举已甚轻视，他们多由“清途”入仕以维持权势和身份。因此察举之地位，已有相当之下降。

二、应察举者之仕途发展

下面，我们对应察举者之仕途发展情况，加以考察。

前面已经指出，秀孝应举者在对策后以除授议郎、中郎、郎中等“散郎”为通例。“散郎”之除授表示士人已经成为王官，因此它们也构成了入仕之一阶。但“散郎”并非实职，居此者是否能够得到及时迁调，那就依个人之背景、家族之势位而有很大不同。无权势奥援者，常常是累年不调。如前引《太平御览》卷四一四引《广南记》，记交趾秀才吴甫“累年不迁”，《北堂书钞》卷七九引作“七年不迁”，“不迁”即指久居郎职而不除授实官。又《晋书·夏侯湛传》：“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又同书《潘岳传》记其举秀才为郎后，“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还有许多秀才，举后以郎家居而不在朝。如《晋书·周玘传》记其举秀才为议郎，后石冰起兵扬州，周玘结众讨平之，又“散众还家”；同书《夏方传》：“州举秀才，还家”；同书《成帝纪》：“宁州秀才庞遗起义兵，攻李雄将任回、李谦等”；同书《陶侃传》记交州秀才刘沈与杜弘等在广州谋反，为陶侃擒杀；同书《苏峻传》：“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是周玘、夏方、庞遗、刘沈、苏峻等，皆举秀孝而家居者。大约亦是因为“累年不调”，故以“散郎”还家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