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8/17页）

总之，“四科”的运用范围与影响是复杂的。最初“四科”是丞相辟召府属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与王朝选官的一般情况和总体标准实际是一致的，因而也逐渐影响到了察举标准。西汉后期，受“四科”影响而形成了“秀才三科”；东汉顺帝之时，它又促成了“孝廉四科”的出现。因此广义地说或从引申意义上说，我们也不妨把“四科”看成是察举的标准，甚至帝国政府的总体选官标准。但是在此我们必须说明，就史料的本意而言，“四科”最初非为察举而定，后来与察举标准也有区别。

左雄改革孝廉察举，定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后来黄琼又奏增为四科，反映了儒生、文吏之两吏与“四科”之四分有内在联系。我们业已指出，孝廉设科之初，除了招纳儒生的“进贤”、“贡士”之意之外，还隐含兼顾文吏的“达吏”之意。“四科”的分类取人标准，与汉廷选官面向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情况，实际也是一致的。“辟召四科”与“孝廉四科”名异实同，都是明经、明法、德行、政略四项。明经面向儒生、明法面向文吏无疑。德行科内容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形式上此科可兼含孝悌廉法，兼容儒生、文吏。但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意识形态，故社会对“德行”的看法，多取儒家立场。文吏虽不乏能恪守职业道德而廉正自守者，但是在儒家看来，他们仍是“不知大体”、“亏德伤仁”之“刀笔俗吏”。故德行科在实施中偏重于“经明行修”、“轨德立化”之儒生。黄琼奏增之德行科就径名之为“孝悌”而不及“廉”了。

至于“刚毅多略、遭事不惑”之政略科倾向的确定，首先应区分儒生、文吏之不同政治功能。文吏之“优事理乱”是其所长；在汉廷政治方针兼崇“王道”之后，儒生之“轨德立化”便也不能不视为政务。然而在儒生参政之初，他们对行政吏治确实颇为生疏，以至君主、文吏与法家人士都认为他们“不达时宜”、“不明县官事”，甚至讥之为“鄙儒”、“拘儒”、“乡曲愚儒”。故政略科在实施中，偏重于精通吏道、“优事理乱”之文吏。东汉王充《论衡·程材》曰：“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此乃当时人之见解，正可为德行科偏重儒生，政略科偏重文吏之说，作一极好注脚。

总之，经术中包含着见于儒家经典之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文法中包含着见于法规簿记之中的行政规程和行政技术。汉廷选官面向儒生文吏，其取人标准则为“四科”。明经、明法就其各自之知识性质而立科；德行、政略则就其行为取向而立科。察举之体制，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四、察举与任子

官僚制理性行政的基本维系之一是选官的功绩择优制原则，但理性行政却不是支配官僚帝国政治行政的唯一因素。在这个帝国之中官僚构成了统治阶级，官位构成了这一阶级谋取权力、财富、地位和威望的主要凭借，那么，这一阶级对官位的优先和世袭地加以占有的要求，就必然地也支配着帝国选官的形态与格局。

一般说来，在王朝初年，开国元勋、佐命功臣之子弟优先占有要职优位是普遍现象。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的过渡，普通士人才能得到较多的崭露头角的机会。但即使在此时，高官权门子弟，在选官上也往往有着较普通士人更为优越的入仕晋升机会与途径。晋代诗人左思在《咏史诗》中表达了如下深沉感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这种情况，确实是“由来非一朝”的。汉初之军功官僚子弟，以及后来之金、张、许、史一类豪门权贵子孙世蹑高位，大量来自微族寒门的民间英俊，便无法与之竞争而一施才智。

汉代之官僚权贵子弟，除了升迁上依父祖势位而较普通士人更为优越之外，在入仕上亦有特殊途径，这主要就是任子为郎及起家内侍之途。《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

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实际实施之中，任子常有超过一人者，随君主宠遇而定；还常有普授官僚子弟为郎之事。《后汉书·桓荣传》：

显宗即位，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

又同书《安帝纪》建光元年诏：

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又如同书《献帝纪》永汉元年：

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

这就形成了官僚将权益传与子弟的制度化途径。

此外，还有由内侍等官起家之途。 《初学记》卷十二记侍中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