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Stereotypes 成见（第6/7页）
这是一首象征性小诗的寓意。帕姆斯特伦（Palmström）是一名非常遵纪守法的德国公民，在一个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上被车撞倒。他浑身伤痕地爬起来，并思考这件事。如果车辆禁止通行，车辆就不会通行，也就是说，没有车辆通行，那么他不可能被车撞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Unmögliche Tatsache”（这正是这首诗的标题）。事实上，他一定只是做了一个梦，因为“在道义上不允许存在的事物不可能存在”。
人们必须要提防事后之智和刻板成见。更广泛地说，人们必须提防一个更常见的错误，那就是用当前、当地的尺度去衡量遥远年代和地点所发生的事情。当相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增大时，这样的错误更加难以避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决定了并非专家的我们，去理解《圣经》或荷马史诗，甚至希腊语或拉丁语的经典文章，是如此艰难。当时的许多欧洲人（不仅当时，也不仅欧洲人）的行为方式正像（并仍然像）帕姆斯特伦一样，否认不应该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曼佐尼精明地将敏锐意识（Good sense）同一般常识（Common sense）区分开来。而根据常识，人在受到威胁时会抵抗或逃跑。然而，当时犹太人受到的威胁，尽管在今天看来如此明显，在当时却由于人们有意的不肯相信、精神阻滞、以讹传讹以及自我催化的安慰性“事实”而变得混淆不清。
在此，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反问：我们——即将迎来20世纪以及千禧年最后十年的人们，我们的生存有多安全？更具体地说，我们欧洲人有多安全？据我们所知，而且并没有理由怀疑，在这个所有人类生存的星球上，存储着大量核武器。如果把这些核武器分给每个人，那么每个人的核武器相当于三四吨TNT的量。哪怕仅使用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立刻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全人类（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损害。也许只有昆虫能幸存下来。此外，在最小的可能性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哪怕仅使用常规武器，哪怕仅是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也会蔓延到我们的土地上，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从北冰洋到地中海。这场威胁与20世纪30年代所面对的威胁是不同的——更遥远，更广泛。一些人认为，这种崭新的、无法破解的威胁与历史的魔鬼有关，而非人类的魔鬼。它针对着每一个人，所以是特别“无用的暴力”。
那么怎么办？与那时的恐惧相比，今天的恐惧是否更有依据呢？当这场大战成为现实之时，我们正像我们的父辈一样盲目。瑞士和瑞典有防核地下掩体，但是他们有一天回到地面上时会发现什么呢？还有波利尼西亚、新西兰、火地岛和南极洲，这些地方可能会保持无军事化。现在获得一份护照和签证要比战时容易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我们的故土？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呢？
[1] 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 1909.10.18—2004.1.9）：意大利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科学家。著有《共和的理念》等书。
[2] 《蝶舞》（Papillon）由法国囚犯亨利·查理（Henri Charrière）撰写的一本回忆录，记述了作者从法属圭亚那的流放地逃跑的故事。本书1969年出版于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3]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 1897.10.29—1945.5.1）：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4]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lti, 1893.3.26—1964.8.21）：政治家，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5] 皮埃特罗·桑德罗·奈尼（Pietro Sandro Nenni, 1891.2.9—1980.1.1）：政治家，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
[6] 朱塞佩·萨拉加特（Giuseppe Saragat, 1898.9.19—1988.6.11）：政治家，意大利共和党主席。
[7] 盖塔诺·萨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 1873.11.8—1957.9.6）：意大利法反西斯政治家，作家。
[8] 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 1901.9.29—1954.11.28）：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奖。
[9] 埃米利奥·吉诺·塞格雷（Emilio Gino Segrè, 1905.2.1—1989.4.22）：物理学家，1959年获诺贝尔奖。
[10] 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 1878.11.7—1968.10.27）：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母”。
[11] 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maldo Momigliano, 1908.9.5—1987.9.1）：意大利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