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6/8页）

在这件事上，未受教育者要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更有利的倾向。他们更快地适应“不要试图理解”，这是人们在集中营里不得不学会的第一智慧格言；身处集中营，而试图理解集中营，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即使对于来自其他集中营的许多囚犯，即使是埃默里这样的人，了解历史、逻辑和道德，而且经受过折磨和监禁。这是对精力的浪费，还不如把力气用在与饥饿和疲劳的周旋上。逻辑和道德让人们难以接受违背逻辑和道德的现实；他们拒绝接受现实。知识分子迅速陷入绝望几乎形成一种规律。但人类性格表现出数不清的多样性，而我目睹并描述了掌握优雅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抛掉所有这些负担，让自己归于简单化和原始化，并最终得以幸存。

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向自己提问，超越了自问“为什么”所带来的徒劳烦恼；此外，他经常具有一技之长或体力劳动的能力，帮助他易于融入集中营的生活。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清单，因为每个集中营，甚至每个时期所需要的技能都是不同的。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44年12月的奥斯维辛，俄国人已经打到了大门口，每天都有空袭，冰胀裂了水管，而纳粹这时却组建了一个“Buchhalter-Kommando”，一个会计小队。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第三章提到的斯坦罗夫（Steinlauf）被要求加入这个小队，尽管这不足以让他免于一死。显然，这是在第三帝国濒临崩溃之际的愚蠢行为中的一个极端案例，而我们可以理解，在一般情况下，裁缝、鞋匠、机械师和泥瓦匠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职位；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如此稀少，在莫诺维茨甚至成立了一个泥瓦匠培训学校（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专门招收18岁以下的囚犯。

哲学家，正如埃默里，也可以最终接受集中营的现实，但要经过一个更长的过程。尽管他所掌握的常识让他难以接受过于残酷的现实，但他也许能够打破这些障碍；最终，他能承认自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不仅有好人，也有恶人，不仅有笛卡尔式的逻辑，也存在着党卫军的逻辑：

而根据他们更为强大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那些打算毁灭他的人是对的该怎么办？那么，知识分子必要的宽容精神和合理质疑就成了自我毁灭的因素。没错，党卫军有能力实现他们想做的事，天生的权力并不存在，而道德标准随着社会风气而改变。有一个德国要把犹太人和政治对手置于死地，因为它认为这是实现自我的唯一方法。那又怎样？希腊文明也是基于奴隶制，雅典的军队曾经在米洛斯岛（Melos）建立起营帐，就像党卫军在乌克兰一样。纵然历史的光芒能照亮过去的岁月，也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的受害者被屠戮。而无论如何，人类素质的长期进步只是19世纪产生的一个天真幻想。“齐步走，一二三四，”卡波的口令是一种仪式，正如许多仪式一样。人们并没有多少能力去反抗这种恐怖：亚壁古道（Appian Way）是由两排奴隶拓宽的，而这些奴隶却被钉死在道路两边的十字架上。比尔克瑙集中营上空也飘满了焚烧尸体的恶臭味。在集中营里，知识分子不再属于克拉苏（Crassus）的阵营，而是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奴隶阵营的一员：事情不过如此。

降伏于历史所固有的恐怖，能够使学者实现智力上的放弃，同时用他毫无教养的伙伴们的防御武器来武装自己，“事情总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也许，我对历史的无知，让我免于这种变态；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我的幸运，也免于埃默里高度强调的更进一步的风险：由于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我可以在他的观点中补充一点）的天性，使其愿意成为权力的帮凶，并因此赞成它的暴行。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跟随黑格尔（Hegel）的脚步，将国家进行神化，任何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即证明了存在的合理性。希特勒德国的历史中有许多能够证明这种倾向的事例——他们屈服于国家，并确认国家的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的导师；物理学家斯塔克（Stark），诺贝尔获得者；冯哈伯红衣主教（Cardinal Faulhaber），天主教在德国的最高权威，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

埃默里不仅观察到不可知论者这种潜在的倾向性，还注意到我们所有幸存者都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非不可知论者，无论任何信仰的信徒，都能更好地抗拒权力的诱惑，当然，只要他们不是纳粹主义的信仰者。（这个条件并非多余，在集中营里，仍然有些坚信纳粹主义的囚犯，他们的另一个特征是带着政治犯的红三角标志，因为持不同政见或个人原因而失宠。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人。）总体来说，他们也经受了集中营的磨难，并且有着较高比例的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