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Communicating 交流（第6/7页）
犹太人，被定义的敌人，不洁之人，淫秽的播撒者，世界的毁灭者，被剥夺了最珍贵的沟通权利，被禁止联系他们的家乡和亲人。任何遭受过流放的人，无论许多形式中的哪一种，都知道一个人要遭受多么巨大的、永远无法割离的痛苦。这导致一种致命的、仿佛被世界抛弃的印象和不公正的怨恨：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写信？那些自由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帮助我？然后，我们便能深深地明白，在自由的大陆上，沟通的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健康，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但“无法沟通”的痛苦并非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在阻碍沟通的国家和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随之凋谢了；由于缺乏沟通的活力，人们之间的讨论枯萎了，对他人观点的忽视变得猖獗，强加给他人的观点却获得成功。著名的例子是苏联的李森科（Lysenko）疯狂的基因学观点（他的反对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缺乏学术讨论，损害了苏联二十年的农业丰收。偏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促使了对他人意见的忽视，因此偏执本身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板而严酷的怪圈。
每周，我们的政治犯狱友都能收到家信，每当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悲伤的时刻——我们感到被冷淡、被疏远，与家乡（事实上，与整个人类）的隔离感的全部分量。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左臂的文身如伤口般炙烤着我们。而确信无人能够生还的绝望，更像泥石流一样吞没了我们。无论如何，即使德军允许我们写信——我们又能写给谁呢？在欧洲大地上，犹太人的家庭早已被吞没、被驱散、被摧毁。
罕见的幸运眷顾着我（我在《缓刑时刻》中提到过），让我能与我的家人书信来往。在这件事上，我需要感谢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年迈的、几乎不识字的砖匠和一个充满勇气的年轻姑娘，比安卡·盖黛特·莎拉（Bianca Guidetta Serra），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律师。我知道这是让我能活下来的因素之一，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每个幸存者在许多方面都与普通囚犯不同。而我们自身，为了驱避过去的可怕往事，更愿意选择遗忘这个事实。
[1]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9.29—2007.7.30）: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2] 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摩德纳省省会。
[3] 汉斯·马萨莱克（Hans Marsalek, 1914.7.19—2011.12.9）：奥地利印刷工人，政治活动家。战后主持毛特豪森集中营历史的编著工作。
[4]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9.26—1936.2.27）：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1904年获诺贝尔奖。
[5] 纳粹于1935年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了在德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6] 德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特拉半岛的西北侧、的里雅斯特湾的顶端，西距威尼斯113公里，历史上是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文化的交汇点。
[7]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2.13—1856.2.17）：德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歌《西西里亚织工》，论文《论浪漫派》等。
[8] 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 1881.10.9—1960.2.11）：曾做过商业学徒、记者和文学教授。他的日记详细记叙了德国政体的变迁，成为一份珍贵的史料，出版于1995年 ，
[9] 皮耶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 1871.9.28—1956.11.1）：意大利元帅，以侵略阿比西尼亚和推翻墨索里尼而闻名。
[10] 辛格兄弟：指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2.11.21—1991.7.24）和以色列·乔舒亚·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 1893.11.30—1944.2.10），兄弟两人都是杰出的意第绪语作家，其中弟弟艾萨克·辛格于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1]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纳粹党报。该报创于1920年，最初以每周一期，从1923年2月8日起变为日报。此后25年，该报代表了纳粹党的官方形象。
[12] 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 1898.9.17—1976.11.20）：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他提出了与基因学说相对立的遗传学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他通过政治手段打击学术对手，垄断苏联生物科学界达20年之久，造成苏联失去了两代优秀的生物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