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政乱局（第7/14页）

卢斯孩提时代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读过书，1932年5月的中国之行是他在20年前离开中国后的第一次回访。这位出版商领着他的美国朋友们在城里四处参观，到青楼区转了转，到卡巴莱歌舞厅与一角钱伴一次舞的白俄罗斯姑娘们一直跳到凌晨两点。后来他乘飞机去了南京和汉口，与那里的银行家、美国石油商和传教士们碰了面。在北京，他访问了他那位传教士父亲曾经资助过的燕京大学。所到之处，中国人民那种惨不忍睹的生活在他的眼里却是充满了浪漫和绚丽的色彩的图画，一切都是他童年记忆中的模样。那些极其单调压抑的场景并不能引起他内心的共鸣。

“亨利的问题在于，”卢斯在耶鲁大学的一位同学的妻子、作家劳拉·Z·霍布森认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既想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去中国当一个传教士，又想像蒋介石那样做一个军阀。”

这两种选择他都做不到，不过他还有另一个极佳的选择——他可以把宋家人揽入怀中，并把蒋介石转变成一个传教士式的军阀。如果有谁能实现这种转变的话，那就非卢斯莫属了。作为卢斯手下一位不大服气的员工，作家亚历山大·金这样描述道：

我立刻感觉到此人身上充满了一种让人感觉危险的“正气”。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一种通常只有在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会长身上才会看到的“正气”，一种几乎无人能说得通的固执。很显然，他也不会用哪怕是一丁点儿幽默去掩盖一下自己那近乎疯狂的情感。

《时代周刊》的编辑权最初由合伙人布里顿·哈登掌管。但哈登于1929年去世了，这为卢斯大肆攻击苏俄、支持墨索里尼和蒋介石敞开了方便之门。1927年4月，委员长的肖像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子文从南京飞抵上海，在西摩路的住宅里会见了卢斯。卢斯发现子文因为患了疟疾正在发烧。“除了《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编辑外，他拒不接见任何人。他一直订阅着这两份杂志。”卢斯炫耀道。看到子文孩子们的保姆“穿的衣服与自己30年前的保姆的穿着一模一样”，卢斯也感到非常满意。

到了1933年春，子文已经做好了出访美国的准备，卢斯也很快变成了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出版商。由他出面负责在美的公关工作和形象塑造，宋家、蒋家和孔家准备做一次轰动世界的出访。从《财富》杂志对子文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此行会做出怎么样的安排。

文章这样写道：

宋子文坐飞机往返于相距数百英里的上海和南京之间。每当蒋介石的军队需要钱——这种事经常发生，宋子文就会从上海登上那架水陆两用飞机，沿着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江向上游飞去。蒋介石在首都接见他时，总会说自己感到“很没面子”，听到某省新冒出来一个军阀，他连点贺礼都拿不出来。听到这种话宋子文便会怒火中烧，大声咆哮，发誓自己也没有筹到钱，然后连哄带骗，让他的妹夫就着手里的钱凑合用吧。但是，谈话一结束，宋子文就会跳上飞机返回上海，与当地的银行家们一起商讨如何解决此事。

卢斯把子文描绘成了一个卡通式的超级英雄。卢斯的弱点就是崇拜超级英雄，因此，实际上他也很崇拜蒋介石。给卢斯书写传记的W·A·斯万伯格如此说道：

他内心中的那种英雄崇拜精神与那位法西斯超人遥相呼应。这位超人能激励民众向他效忠，并与他合作……他指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复活了原有的贵族精神。“这个国家凭借法西斯标志、法西斯阶层和法西斯精神而获得了重生。”……卢斯仰慕那种由“强人”统治的强权国家……在他眼里，共产主义是在特意消灭强人，让坏人来执掌政权。从墨索里尼身上，他看到了这种伟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那种激动人心的创新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卢斯认为，美国商业大亨的存在是这个世界需要法西斯统治的最好证据。如果成功的是好人，那么不成功的就是坏蛋。他发现“适者生存”的观点很有道理，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社会比建立在仁慈基础上的社会更有活力。卢斯声称：“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力量在不同的国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它也许还能成为人类下一次全面进步的鼓舞力量。”

子文施行的许多新的经济政策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福音，但也有很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些政策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卢斯和《财富》杂志似乎也都搞不清楚。比如，子文通过牺牲广州商人的利益，并帮助从上海和北京的商人那里敲诈资金，为蒋介石上台提供了资金支持；通过发行债券，他把中国资本家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地位。废除厘金制度仅仅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在政府军控制的地区统一征税，而其他地区的那些小官僚们仍然继续征收厘金，因此国内贸易便肩负着新旧两种税收负担。从很多方面来看，子文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事情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