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6/12页）

庆龄曾去过欧洲一段时间，与邓演达到柏林参加一次军事会议。身在欧洲的邓演达一直通过在国内为他工作的朋友和代理人组建一支“第三势力”。庆龄则劝邓演达与她返回上海，与蒋介石面对面地展开斗争。他们同意一起合作，先在暗中组建“第三势力”，等到其力量足以与蒋介石相抗衡时再正式公开活动。庆龄回国几个星期之后，邓演达也悄悄潜入了上海公共租界，在一处安全的住所里建起了总部，并开始联系全国各地的“第三势力”成员，将其力量凝聚到一起。

随着“第三势力”地下力量的日趋活跃和逐步发展，中国在短时期内又出现了一种可以替代共产党和南京独裁政权的势力。邓演达频繁露面，公开指责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人民，变成了军阀、官僚、地主和财阀们利用的工具。他还攻击共产党，指责它置中国人民的利益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之下。他号召发起一场由所有受压迫的“普通民众”支持的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既远离资本主义又远离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蒋介石通过杜月笙之手做出安排，由英国和美国巡捕出面，在公共租界内抓捕了邓演达。他们根本不需要费心去提什么正式控告，而是跟踪邓演达来到他的藏身之处，然后将其直接逮捕，交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蒋介石把他监禁在南京城外的一处地方，严刑拷打了几个月。

庆龄竭尽全力想救他出狱，她一再地发出呼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哈罗德·伊萨克斯说，庆龄采取了非比寻常的一步：她亲自到南京面见那位令她厌恶的妹夫。史沫特莱说，在委员长的办公室里，庆龄打破了自己绝不求蒋办事的誓言，一再恳求蒋介石饶过邓演达的性命。蒋介石面无表情地听她诉说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言不发。直到庆龄累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蒋介石才盯着她看了看，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已经下令处死他了。”不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就在几天前，也即1931年11月29日，在被捕将近一年之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邓演达被押出牢房，被一根金属丝慢慢勒死了。据说那位刽子手非常有名气，他能够在行刑时让受刑人在半小时之内不断气。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庆龄为一个业已死去的人不断求情，而蒋介石则不动声色地看着庆龄流露出的脆弱的一面，他似乎很享受这一刻。庆龄对他的回答深感震惊，回到上海后，她发表声明谴责这一政治谋杀行径：

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讲，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置于死地。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他为人坚定、耐心、忠诚、勇敢……

我不忍见孙中山40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庆龄受到了各种各样的监视和恐吓，与其相反，她的小妹美龄却开始垂帘听政。现在的美龄变得比以往更加精力旺盛，也更加傲慢。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对她的急躁脾气和傲慢态度已经有所察觉，平日里对她以礼相待，却又敬而远之。在与蒋介石婚后的前20年中，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随着蒋介石的忠诚程度以及她促成外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成败而起起落落。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有意用漫画手法来描述委员长夫妇，把他们塑造成浪漫主义的典型，使他的杂志成了报摊上的热销货。在撰写文章时，卢斯一贯喜欢给登上他杂志的名人起一个绰号。他称蒋委员长为“委座”，称美龄为“委座夫人”。中国的记者们则把这两个名字缩写成“委座”和“夫人”，或者有时候称她为“龙夫人”。身材瘦长结实、态度严肃认真的陆军校官约瑟夫·史迪威时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专员，他给这位中国最高领袖起了一个诨名：花生米。

美龄则成了“花生米”与西方世界对话的翻译。她接受“半官方”的采访，撰写长篇书信、杂志文章和书籍，并在美国出版。对美国人来说，此举产生的诱惑力可谓非同小可，它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他们感觉这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聪明女子已经接管了中国的大权，正在对这个神秘而又复杂的国度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接连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评判。除了东方人的长相外，她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像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正如美龄自己说的那样：“我身上唯一属于中国的东西就是自己的面容。”此外，她还是一位基督徒，这让美国人也感到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