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6页）

“裱糊王”于庆同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兰竹图》修补好，当然，他也没便宜了陈掌柜，这三天工钱是一百块大洋。陈掌柜很满意，于庆同不愧是“裱糊王”，贵是贵了些，可手艺真是没挑，画儿一展开，你就是拿放大镜找也看不出半点儿修补过的痕迹。陈掌柜用电话和笠原商社的佐藤联系好，说好第二天上午亲自把画儿送过去。

那天晚上陈掌柜和几个朋友打了几圈儿麻将，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夜里他手气出奇的好，怎么打怎么赢，打到最后陈掌柜赢得都不好意思了，真有心输几把，不成，想输都输不了。他想收手不打了，也不成，朋友们都说陈兄你怎么不懂规矩，麻将桌上赢钱的主儿没资格先提退场，谁让你老赢呢，总得给别人捞本儿的机会吧？陈掌柜没办法，只好陪朋友们一圈儿一圈儿地打下去，直到凌晨三点才散局。

文三儿到于庆同家时，这位爷刚刚起床，文三儿在院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于庆同才洗漱梳妆完毕，磨磨蹭蹭地坐上文三儿的车，这还得说是陈掌柜有面子，若换了别人，于庆同还不准去呢。

文三儿拉着于庆同快走到“聚宝阁”时，碰上了《京城晚报》的记者陆中庸，陆中庸留着小分头，穿着件很旧的蓝布长衫，胳肢窝里夹着个皮包，一副落魄文人的模样。他见了文三儿就亲热地喊起来：“文三儿，我正找你呢，你吃了吗？”

文三儿说：“陆爷，您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要是问早饭我吃了，要是问午饭我还没吃呢，怎么着陆爷，瞧这意思您是要请客？”

陆中庸笑道：“你当我请不起？这样吧，中午我在‘会仙居’等你，请你吃炒肝儿怎么样？”

“哎哟，您没犯病吧，一个大记者平白无故请我吃炒肝儿？我怎么觉着不踏实呀，陆爷，您还是有事儿说事儿吧，别吓着我。”

“文三儿啊，你小子可真是螺丝的屁股——弯拐多。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你倒觉得我在算计你，你小子有什么可算计的？光棍儿一根儿，就这么辆洋车，还不是自己的。”

“这倒也是，我一条光棍儿怕什么？又不是娘们儿，一不留神让人拐卖到窑子里，您陆大记者要真有那能耐，就把我卖给相公堂子，我觉着卖屁股都比拉车强。”

“那咱说定了，中午‘会仙居’见。”

《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是个杂家，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京城晚报》是个发行量不大的小报，其办报宗旨是不谈政治，以社会新闻为主，只报道些明星绯闻、梨园轶事、男盗女娼、无名尸体等。《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还根据北平市民的爱好，撰写一些关于花鸟虫鱼、养鸽驯鹰类的常识和评论。陆中庸是娱乐版记者，他整日混迹于街头巷尾，结交三教九流，似乎和谁都认识，又和谁都不太熟。他是个颇为敬业的记者，笔下时有风雷，语不惊人死不休。民国十八年“中东路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交战失利，陆中庸坐在北平的茶馆里大笔一挥，写出了一篇军事评论，文章中写道：东北军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空军不如俄国人，我国的飞机少，向外国买又没这么多银子，怎么办？鄙人向少帅献一良策，政府应紧急向民间征集大批经过训练之老鹰，以每只鹰爪携带两枚手榴弹计算，一千只鹰可携带两千枚手榴弹，鹰群于敌方阵地上空投弹，其效果决不亚于轰炸机群。据鄙人考证，训练动物参战的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最远可追溯到黄帝与蚩尤之战，此次大战中，虎豹与大象都参加了战斗……

陆中庸不愧是娱乐版记者，玩的就是花鸟虫鱼、养鸽驯鹰，三句话不离本行，于细微之处乃见军国大义。

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存在了，若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经常出现陆中庸自相矛盾的文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儿，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常胜不败，以至公鸡见了蛐蛐儿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儿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儿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怨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

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会仙居”是个门脸儿不大的小饭馆，寒酸得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这一口儿。炒肝既无肝，也无须炒，而是用猪大肠切成段儿卤煮，然后用口蘑汤勾芡，制成所谓炒肝，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不过一些美食家和文人雅士却把它列入京城名小吃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