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5/21页）

戈尔巴乔夫把自己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当作恐慌制造者而大加嘲讽。而谢瓦尔德纳泽则宣称，“原始主义和思想狭隘使得赫鲁晓夫未能把党的二十大路线贯彻到底”。所谓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所以也就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至于社会主义集团，他继续说道：“拿保加利亚来说，拿波兰过去的领导来说，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目前的情形来说，那是社会主义吗？

到1989年春，就连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助手们也看得很清楚：自上而下的彻底重估苏联的意识形态与历史，已经引发了自下而上的汹涌的政治波涛。戈尔巴乔夫正在无可挽回地失去对国内外事态发展的控制。1989年5月，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在我的内心里，压抑与惶恐与日俱增，那是对戈尔巴乔夫理念的危机感。他准备走得很远，但那意味着什么？他最喜欢的口号是‘不可预测’，但我们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国家的崩溃和混乱。”

命运攸关的个性

上一章对戈尔巴乔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做了对比，但这种对比应该再深入些。俄罗斯学者娜塔莉亚·科兹洛娃（Natalya Kozlova）对苏联时期俄罗斯农民的心态做过研究。她发现，“农民文明”（peasant civilization）的带有暴力色彩的迅速终结，带来了惊人的社会流动性和人员流动性，年轻的农民搬到了大城市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新加入城市文明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从“愚蠢的乡村生活”跃升至他们可以够得到的最高的社会阶层。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塑造出第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充满活力，坚定而务实，相信物质上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二批这样的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平时期出现的，当时是苏联城市化和大众教育的最后阶段。这批人有着乐观的世界观，但对于文绉绉的论述和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怀有天真的信任感——这与老于世故、犬儒化、习惯于双重思维的城里人不一样。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共同的根基与差异就应该从那里去寻找。

有理由认为，在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份显著的自信与乐观。他受挫后的恢复能力非同一般。作为个人，戈尔巴乔夫拥有非常健康的自我和稳定的价值观。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俄罗斯南部库班哥萨克所在的地区、莫斯科大学和政治局本身——他在政治局无疑是最年轻的成员）养成了他健康的自尊心。不管怎么样，他对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都没有动摇过。

钦佩他的人说，戈尔巴乔夫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本能就是源自这种自发的乐观。据切尔尼亚耶夫判断，戈尔巴乔夫“天生的民主本能并没有因为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而完全变质，尽管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某些‘痕迹’”。据说在他搬到莫斯科并加入政治局的时候，权力高层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观念着实让他感到震惊。虽说有许多不法行为和肮脏的交易跟他也有牵连，但切尔尼亚耶夫认为，他的民主冲动对他的行为仍然在起着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看来，一种后天养成的、重要的态度就是他的天真。他的助手之一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同事们的常识有一种天真的信任”。在德米特里·福尔曼看来，戈尔巴乔夫相信他所发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民能够领会。路德很可能也同样认为自己的真理显而易见，可以很容易让教皇相信它们”。戈尔巴乔夫的调整（perestroika）乃是一场“改革”；他需要像传道者那样，改变共产主义异教徒的信仰，使他们皈依一种更公正、更合理的新教义，帮助他们摆脱威权主义体制、军国主义和贫穷。

戈尔巴乔夫（及其妻子赖莎）的生活道路促成了他对“改革”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并在斯大林主义发生危机、人们对“人性化的”共产主义产生罗曼蒂克的憧憬的时候，来到了外省的斯塔夫罗波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外省回到了莫斯科，而当时那些罗曼蒂克的憧憬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和日益犬儒化的党的官员中间已经凋谢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列宁依然是他的典范。从列宁的个性中（毋宁说是从他那经过剪贴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中），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对革命思想的威力的狂热信念、“历史”乐观主义以及应对社会政治乱局的坚定决心。甚至是在1989年初，戈尔巴乔夫还向切尔尼亚耶夫坦承，他在精神上要“仰仗列宁的意见”。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自信和民主本能，批评者们看问题的眼光完全不同。利加乔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照他的性格就无法理解”改革会有多难。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说，在戈尔巴乔夫和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之间，有很深的心理隔阂。戈尔巴乔夫的安全官员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写道，“有知识分子气的”戈尔巴乔夫跟大家长式的勃列日涅夫不同，他跟苏联民众在一起感到不自在，宁可跟西方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