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16/21页）

在戈尔巴乔夫失去个人权力的同时，不仅苏联的人心散了，国家也丧失了它的权威，军队和官僚系统也乱了——这一点，谨慎的保守派早就警告过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民主运动削弱了苏联在那里的控制力。自1956年以来，基层政治运动第一次席卷了首都和俄罗斯的其他各大城市。俄罗斯人民当中为数可观的少数派——在全苏联也许多达15%——与比例甚至更大的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居民一起，都支持民主化。即便如此，俄罗斯的民主运动还是少数人的运动，而叶利钦虽然在俄罗斯人当中受到欢迎，但他所掌握的权力工具很少。正是一次愚笨得可笑的政变把俄罗斯联邦的大权拱手交给了叶利钦和作为少数派的“民主人士”。

抵制政变是“六十年代人”的辉煌时刻。他们与年轻人、学生、商人和知识分子一起急忙去保卫俄罗斯议会——叶利钦在那里与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对峙。以议会周围的日夜警戒和三位被派到莫斯科街上的装甲车轧死的年轻人的葬礼而告终的8月冲突，引发了“第二次俄罗斯革命”，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开始提出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问题。包括CNN在内的国际媒体在全世界播发了这样一幅图片：在有可能遭到攻击的俄罗斯议会大厦前，桀骜不驯的鲍里斯·叶利钦挺立在一辆装甲运输车上。与此同时，被草草从中欧撤军和自由派媒体的狂轰滥炸搞得晕头转向、士气低落的苏联军方，对使用武力去杀害自己的同胞感到很不情愿。领导者们拿不定主意，政变也就失去了势头，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一下子瓦解了。可悲的是，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和其他策划政变的人，都飞往克里米亚，到那里乞求戈尔巴乔夫的宽恕并当场束手就擒。

这次“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从来没有把至少5万～6万的示威者算在里面，但这并没有降低它的重要意义。在莫斯科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大多数知名人士都反对政变，支持“革命”。苏联官员和军人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成群结队地投向叶利钦阵营。随着那位莽撞的俄罗斯总统领导的“新俄罗斯”取缔了共产党并脱离了苏维埃联盟，其他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也赶紧独立。12月8日，在远离莫斯科的一座政府的狩猎小屋里，叶利钦与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人决定解散苏维埃联盟。戈尔巴乔夫拒绝为继续执政而使用武力。这是最后一次拒绝使用武力，但事已至此，不管怎样很可能都太晚了。1991年12月25日，获得胜利的叶利钦及其支持者逼着戈尔巴乔夫离开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一会儿之后，苏维埃联盟的旗帜也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上降了下来。

可以肯定，只要俄罗斯人还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国家强大、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又想要培育一个充满活力、自我依靠的公民社会，有关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及其个人选择的争论就会持续下去。也许现在还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的看法，就与倡导国家强大的保守派的关切截然不同，哪怕是最“开明”的保守派。例如，下面是一个“开明”的保守派、俄罗斯伯爵谢尔盖·图尔别茨科伊（Sergei Trubetskoy）对沙皇尼古拉二世1917年2月逊位之后的临时政府首任总理格奥尔吉·李沃夫（Georgy Lvov）的看法。它与现代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非常相似。1940年，流放中的图尔别茨科伊在巴黎写道：

李沃夫的民粹主义具有相当多的宿命论色彩。我在搜寻恰当的字眼来说明他在总体上对俄罗斯人民，尤其是普通人看法的特点。他在如同透过玫瑰色镜片的虚假的色调中想象他们。“别着急，”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发动首次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李沃夫对我说，“我们用不着使用武力。俄罗斯人民不喜欢暴力……一切都会自行平息下来。一切都会好的……人民自己会根据他们智慧的本能创造出公正而愉快的生活方式。”我被政府首脑的这番话惊呆了。在这危难时刻，他本该采取有力的行动。在经济事务上，他是个真正的斗士，而在国家事务上，他可以说是个无条件信仰非暴力的人。

另一位俄罗斯流亡者米哈伊尔·盖勒（Mikhail Geller）在一本关于苏联社会的历史的书中[由以前的激进“民主人士”尤里·阿法纳西耶夫（Yuri Afanasyev）编辑]，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差不多：“戈尔巴乔夫依旧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他用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来安慰自己，以为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会允许他保住权势——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扩充权势。”至于按照西方的条件同意德国统一的决定，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决定不像是一位仔细考虑过自己那样做的后果的国务活动家所为，倒像是赌徒所为。他以为自己牺牲了民主德国，就会作为回报，得到几张王牌，可以在国内打出来。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就像是热气球的驾驶员——他发现自己的气球正在下坠，就把吊篮里所能找到一切都扔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