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11/24页）
当戈尔巴乔夫把草案交给自己的同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都坚持要求把意识形态的老一套加进去。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老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私下里发牢骚说：“干吗要这种‘新思维’？应该让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思维。你想拿我们的对外政策怎么办？难道你反对武力，那可是帝国主义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戈尔巴乔夫报告的最终版本是新思想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旧语言相互折中的产物。尽管这样，正如罗伯特·英格利希得出的结论，报告消除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信条：和平共处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核战争即便发生，也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从1947年起就成为苏联革命与帝国范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斯大林的“两大阵营”理论，也不复存在了。
苏联国家安全领域实权派中的明眼人，尤其是那些幕僚以及智库领导者，都认为裁军倡议和戈尔巴乔夫的大会报告是个转折点。雷蒙德·加特霍夫作为一位长期关注苏联人的观察家，当时恰好在莫斯科；当那些老熟人承认美国的安全利益是合法的并且在原则上可以与苏联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他十分惊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总书记就警告自己的幕僚圈子说，不要把苏联的倡议仅仅当作想在宣传上得点分的手段。“我们真的想要缓和和裁军。骗人的把戏现在行不通了。要想蒙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就在同一次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还强调说，从“新思维”出发，苏联势必要承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与这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友设法达成和解。
不过，华盛顿对苏联人的话并不相信。里根政府想要看到在阿富汗和人权问题上苏联的行为有实际的改观——那是总统评估苏联人意图的最重要的依据。美国人无视苏联暂停核试验的声明，宣布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核试验。中情局在阿富汗继续升级对苏战争，并对克格勃发起情报战。1986年3月，两艘美国军舰在离克里米亚海岸六英里的苏联海域举行了极具挑衅性的演习，而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那里度假。在苏联盟国利比亚的海岸附近，也进行了具有同样性质的行动，结果引发了冲突，美国空军袭击了这个国家。特别是，里根身边有许多人都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可以一石三鸟，或者更多：它可以让昂贵的扩军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带动国内的经济，还可以把苏联人吓得全线后退。
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严厉反击。他指示自己的笔杆子“把美国狠狠地教训一顿”。在政治局成员面前他说得很粗鲁：“用这帮家伙什么菜也做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甚至提出要再次冻结与美国政府的高层接触。不过，对苏联内部讨论的更仔细的研究表明，戈尔巴乔夫的狠话也只不过是狠话而已。他反对针锋相对，仍然坚持要与美国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修好。“我们在外交上处于攻势，因为我们一直在向世界提出切合实际的方法，而且我们也承认美国人的利益，只是不包括他们的霸权要求。”一个月之前，他曾经对自己的幕僚们说，美国人和西欧人即便在裁军问题上继续合作，苏联也应该更进一步，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推进“日内瓦进程”。就这样，“新思维”激发了戈尔巴乔夫推动缓和的积极性，只是他没有考虑美方的意图，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多边主义的新世界观看作是“切合实际的”。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战略防御计划”。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视察搞研发的实验室并与主要的科学家们商讨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可行的“反制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新任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详细审查了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主持的专家委员会三年前得出的结论，以找到对“战略防御计划”的“不对称的反击”。苏联专家的意见是，这样的反击即使再增加十倍的开支也不是一个全面的方案。这位总书记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新安全观与自己纠结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矛盾呢？有时他近乎如此。1986年3月底，针对里根那个“危险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开始在自己的幕僚圈子中说：“也许我们不该再害怕‘战略防御计划’了！[里根政府]实际上就希望苏联从心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害怕‘战略防御计划’。所以他们才向我们施压，让我们疲于应付。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个责任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测的。
要克服他内心的矛盾，戈尔巴乔夫需要更多的帮助，而两个戏剧性的事件恰好提供了这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