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10/22页）

显然，勃列日涅夫对中国也怀有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恐惧心理。对于它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层，他既不信任也不想与他们谈判，于是就把这件苦差事交给了柯西金。但中国的核力量令他很是头疼。后来在1973年5月，据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曾经考虑过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差不多十年前，关于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精确打击的可能性问题，约翰·肯尼迪也曾试探过赫鲁晓夫，但那位苏联领导人未予理睬。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又想起了那个建议。后来，他几次向美国领导层主动提出，建立联合阵线，以防北京有人破坏和平。

这个想法与勃列日涅夫的“山顶宝训”中的原则是一致的。不过，其主要目标却非常实际，那就是让中国人将来不敢在苏联边境挑起事端。在1969年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中，周一上来就谈到了有关苏联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谣言”。对此，一位当时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认为，它表明中国领导层“对这种可能性非常害怕”。周恩来明确地向苏方示意，中国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对苏联发动战争。莫斯科在此次会谈后又发出了另外一些恐吓的信号，于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与苏联签订秘密的互不侵犯条约。俄罗斯学者认为，莫斯科用核威胁来震慑北京的策略奏效了。不过，苏联的威胁也制造了典型的“安全两难”效应：为了对付北方的敌人，毛开始搁置意识形态的限制，试图与美国建交。

把勃列日涅夫与缓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重要的新情况是与西德新领导层的修好。有些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在斯大林去世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和莫斯科的关系。但西欧缓和的关键在于西德。只要康拉德·阿登纳还是总理，波恩政府就会拒绝以任何形式承认民主德国。柏林墙大大增加了德国人民为这一政策付出的代价。一位苏联高级专家后来回忆说，“欧洲发生的许多事情以及赫尔辛基进程的起源，根子都在于1961年8月13日欧洲势力范围的二次划分”。西方列强未能阻止柏林的分裂，这对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及其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勃兰特在1966年成了副总理，并于1969年9月当选为总理，其竞选纲领是“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那是一种新的对外政策，它有望重新开放德意志这两个部分的边境。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幸亏是勃兰特，“一个水晶般诚实、真正热爱和平而且具有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的人，他不仅憎恨纳粹主义，而且还在战争期间与之战斗过”。要对“新东方政策”做出回应，勃列日涅夫必须克服许多障碍：他对二战的记忆、宣传中西德作为新纳粹主义和复仇主义（revanchism）老巢的形象，以及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对于破坏民主德国的稳定这种想法，勃列日涅夫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在他眼里，苏联人民用苏联士兵的鲜血为这个国家做出过牺牲。他还必须处理好与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的棘手的关系，因为后者对莫斯科与波恩之间的任何接触都极为怀疑，而且有办法刺探并把它们搅黄。在克里姆林宫的集体记忆中，1964年的“阿朱别依事件”还历历在目。赫鲁晓夫的女婿当时据说是酒喝多了，便以牺牲乌布利希为代价主动向西德领导层提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交易。对这一切记忆犹新的葛罗米柯和苏联外交部，在事关民主德国时都非常谨慎，因而忽视了波恩发生的充满希望的变化。

克格勃的新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帮助勃列日涅夫启动了苏联与西德的对话。与葛罗米柯一样，安德罗波夫也认为斯大林的战时外交是实用政治的杰出范例。安德罗波夫对缓和的看法属于典型的“以实力促和平”。他的一句有案可稽的话是：“没有人想跟弱者谈判。”同时，安德罗波夫在很久以前就决定与西德进行经济、技术、文化方面的合作，并认为德国人应当成为苏联未来以结束美国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对外政策的坚强后盾。据说他对下面这件事也充满希望，即未来与西德建立的更加紧密的关系和从西德得到的技术转让，可以有助于苏联的现代化。1968年初，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的默许下，派记者瓦列里·列德涅夫（Valery Lednev）和克格勃官员维亚切斯拉夫·克沃尔科夫（Vyacheslav Kevorkov）去见埃贡·巴尔，任务是建立秘密的交流渠道。该渠道的秘密性质有助于克服双方的猜疑和做作，并让勃列日涅夫与波恩展开务实的对话而无须顾忌乌布利希。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后，这个秘密渠道就准备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