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10/19页）

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进步人士和年轻人的集体思维中，对科学的崇拜代替了宗教。正如敏锐的观察家们所注意到的那样，那段时期的无神论“不是政府专制的结果，而是以苏联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苏联的知识分子朝前看，也朝后看，但就是从来不朝现在看”。当时的乐观主义精神是植根于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集体有能力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在不受官僚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科学共同体是苏联乐观主义左派思想文化的主要论坛。得益于军工综合体的发展和与美国的竞争，科学家似乎成了苏联最有影响力的精英集团之一，成了社会中的典范。军工综合体为科学家提供了几十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截止到1962年，综合体共有966个工厂、研发实验室、设计局和研究所，人员总数达370万。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学术研究中心、数十座保密城市和特殊的学术城市、由原子能部建造的模范城市工程、科学院以及其他与军事－工业－学术综合体有关的机构找到了工作。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拥有稳定的工作、相对较高的薪水和从免费幼儿园到免费住房的极好的社会福利。封闭的保密城市构成了苏联国内超现实的自由空间。一位记者在1963年参观其中的一座保密城市时，遇到了一些科学家，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话题。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如果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实行“民主”，那将是介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他们中有些人相信，如果科学家与党的“开明”官员结盟，就可以“科学地”改变苏维埃体制。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人们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的自由，摆脱主流意识形态和外行的官僚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依赖于国家的资金和资源，而且还为之钩心斗角。苏联科学史家尼古拉·克列缅佐夫（Nikolai Krementsov）描述了“在研究机构和个人这两个层面，科学共同体与党政管制机构的融合”。科学家，正如他们针对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给赫鲁晓夫的建议所证明的那样，知道怎么去见机行事并左右当局在意识形态和军工方面的目标。

起初，在这些具有改革意识的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支持赫鲁晓夫为扩大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特别是他采取的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运动的方针。20世纪50年代末，有几万名苏联专家、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他们为中国的迅速现代化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在亲历者的记忆中，他们当初的态度是非常真诚和热情的。苏联物理学家叶夫根尼·涅金（Evgeny Negin）回忆说，到1959年，“苏中关系就像在《莫斯科－北京》这首可以说在斯大林时代就开始流行的歌曲中描写的那样好：‘俄中人民永远是兄弟’。那种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选择而被神圣化了的友谊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它似乎要比基于适度的实际利益的联系还牢固”。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对于苏联的公共舆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促使人们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尽管如此，对国际主义的行动主义的普遍支持还是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当然了，还有其他许多“朋友”，也就是说，还有可能保持无产阶级的团结。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激进的阿拉伯政权，以及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那些遥远而奇异的国度，成了充满魅力的新目标。还有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加纳、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刚果。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对于在这些国家推广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感到十分兴奋，似乎前途一片光明。这种兴奋跟冷战的策略有关。对第三世界的争夺要在20世纪70年代才进入白热化，不过，它从一开始就在受过教育的苏联精英中激起了乐观的、罗曼蒂克的反响。

1959年的古巴革命重新点燃了莫斯科的希望：共产主义仍然代表着未来。许多苏联公民，包括到古巴考察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统治阶层成员，满脑子想的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其他大胡子革命者所取得的胜利。共产党改革派的非官方文学代言人、青年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急忙赶赴古巴，歌颂这个他用自己的热情奔放的诗句描绘的“自由之岛”。所有人都在唱《古巴，亲爱的！》这首新歌。欧内斯特·海明威，他的小说《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先前在苏联是被禁止的，现在也成了古巴热的一部分。苏联领导层的二号人物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1960年2月飞往古巴的时候，一路上都在看海明威的小说，并希望能够见到这位当时也住在该岛的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