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3/18页）

声称忠于集体领导原则的赫鲁晓夫，拒绝同时担任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而是建议由他的朋友、国防部部长尼古拉·布尔加宁担任后一个职务。这一选择证明了赫鲁晓夫早先对马林科夫批评的虚伪性：新的政府首脑给人的印象恰恰是特别软弱。斯大林是认为他这个人没有危害，才会把武装力量交给他（领袖之所以宁可把如此关键的权力交给一个软弱的人，那是因为他担心碰到一个潜在的波拿巴）。跟这种人搭档，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不会受到挑战。同时，赫鲁晓夫在1955年2月又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成为最高国防委员会这个负责国防事务和武装力量的常设机构主席。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新任国防部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他现在是赫鲁晓夫的坚定盟友）、中型机器制造部（这是个为掩人耳目而杜撰的名称，实际上是指核武器综合体）部长维亚切斯拉夫·马利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赫鲁晓夫实际上成了苏联的总司令。从此以后，从莱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个职务就一直由党的总书记继承。

新的权力基础让赫鲁晓夫得以插手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这些他所不熟悉的领域。他早先反对过“和平攻势”中的某些主张，那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们赞成它们。现在，他又开始回到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出的、曾经被他说成是卖国的某些对外政策主张，从而使未来几年成为苏联在对外政策上最富有成果、最具革新意识和最温和的一段时期。不过，克里姆林宫的寡头们暂时还要继续遵循集体领导的方式。自己并没有要做领导人野心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成了第一书记在外交上可以信赖的、忠实的良师益友。另外，就像历史学家艾琳娜·祖博科娃（Elena Zubkova）说的：“马林科夫这个人习惯于妥协，这对冲动而粗鲁的赫鲁晓夫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中央主席团的新成员朱可夫、马特维·萨布罗夫（Matvei Saburov）和米哈伊尔·别尔乌辛（Mikhail Pervukhin）也都积极地参与到外交事务的决策过程中。

然而，对于赫鲁晓夫此时推动的对外政策倡议，莫洛托夫依然是最坚定的保守的批评者。1954年秋以来，从开垦荒地到防务控制，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几乎在每一项议题上都相互反对。在1955年2～4月就奥地利中立问题进行谈判期间，两人当真开始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奥地利政府担心遭遇和德国一样的被分裂的命运，就向克里姆林宫主动提出谈判，就结束苏联占领问题单独达成协议。莫洛托夫表示反对，“对于苏联从奥地利撤军的后果，我们承担不起”。一份由资深外交官提交的1953年11月的秘密备忘录也附和道：“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把奥地利交到美国人手中，从而削弱了我们在中欧的中、南部地区的地位。”相反，赫鲁晓夫则表示，奥地利的中立会削弱北约的力量。主席团的多数成员都同意他的看法。在苏联与奥地利达成协议之后，得意扬扬的第一书记利用一次非正式的机会在招待会上向莫洛托夫的外交部副手们摇起了手指。他说，从现在起，他们必须从“党的领袖”而不是自己的上司那里接受指示。

苏联官方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的访问（1955年5月26日～6月2日）给了莫洛托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地位以最后一击。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当时成了国防部部长的格奥尔吉·朱可夫，想要弥合苏南之间的裂痕，并准备为斯大林在1948-1953年发动的反铁托运动道歉。他们相信，与南斯拉夫重归于好将会使该国回到苏联的怀抱，从而提升莫斯科在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然而，在莫洛托夫看来，铁托政权永远不会成为苏联的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列宁著作中的话让莫洛托夫底气十足。他声称，任何赞扬南斯拉夫领导层的人都“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莫洛托夫执意反对访问南斯拉夫，所以他甚至没有进入代表团的名单。问题的关键是，由谁——莫洛托夫还是赫鲁晓夫——来界定“列宁主义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含义。主席团内部的不和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只好转而向中央全会寻求支持，反对那位执拗的外交部部长。

1955年7月4～12日，就在各大国十年来的首次峰会，即与美、英、法领导人的日内瓦会议前夕，苏共召开了全会。结果，此次全会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根本动机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讨论。主席团的寡头们第一次在党和国家的广大精英面前，披露了克里姆林宫政治斗争的隐秘细节。赫鲁晓夫知道，在这些精英的眼中，莫洛托夫是个曾经与列宁和斯大林并肩工作过的人。因此，他和他的支持者就选择了在业务和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抨击莫洛托夫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