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僵局，1945～1953（第7/22页）

除了在伦敦达成的协议之外，促使斯大林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在西德和西柏林开始采用新的货币。如果采用新的货币，苏联在德国的占领成本就会大幅增加（1947年是150亿卢布）。直到当时为止，苏联驻德军政府一直可以印制那种在占领区使用的旧马克，这些旧马克在西方占领区也还在流通。在财政上把苏联占领区与西德分开，有断绝这一财源的危险。

针对西方的分离主义计划，斯大林以西柏林为要挟，是希望自己有合适的机会一石二鸟。如果西方列强选择谈判，就会使它们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复杂化。这些谈判还会让苏联驻德军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在占领区落实自己的战争赔偿工作。如果西方列强拒绝谈判，它们又会有失去其在柏林的基地的危险。这位苏联领导人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有能力妥善使用武力包围西柏林，既避免挑起战争，又让此次危机的责任看来像是在于西方列强。意味深长的是，他还下令把为苏联占领区印制新钞的时间延迟到西方列强开始在柏林使用它们的德国马克之后。

封锁柏林是斯大林的又一次试探。每当力量对比比较有利的时候，谨慎而冷酷的决心就会让他蠢蠢欲动。欧洲其他地区的形势发展也为苏联封锁西柏林的行动提供了启发。1948年2月，克里姆林宫的这一策略获得过成功。当时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政权，自由民主政府不战而降。不过，斯大林认为，美英不会让共产党武装在希腊取得胜利。2月10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时候，斯大林说，在希腊，“如果缺乏取胜的条件”，那“就勇敢地承认这一点”。他建议说，“游击队运动”——在1947年得到过克里姆林宫和南斯拉夫的支持——该“结束”了。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才使得斯大林与铁托的关系突然破裂。

当柏林危机还在酝酿的时候，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PCI）胜利在即，这威胁到了欧洲力量的均势。历史学家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意共中的好斗分子准备如有必要就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不过，意共领导人、在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主义”氛围中培养起来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对这种冒险活动的结果非常怀疑。3月23日，陶里亚蒂通过秘密渠道给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征询他的意见。他向克里姆林宫的领袖发出警报，说意共与政治反对派的武装冲突可能会“引发一场大战”。陶里亚蒂告诉斯大林，万一在意大利发生内战，美、英、法都会支持反共的一方；届时意共将需要南斯拉夫军队和其他东欧国家武装力量的支援，以维持它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斯大林对陶里亚蒂的信立即做了回复。他指示意大利共产党，“无论如何都不要通过武装暴动”在意大利夺取政权。根据他对实力对比的谨慎考量，斯大林决定：对于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意大利，他鞭长莫及；不过，西柏林是在苏联占领区内，而德国问题又至关重要，值得冒险。

1948年5月，正如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发现的，斯大林策划了一场反对杜鲁门政府的迂回的“和平攻势”。其目的是要破坏美国的欧洲政策，让这些政策看起来像是欧洲和德国正在出现的分裂的唯一原因。他利用与亨利·华莱士（他在与杜鲁门竞选总统）的秘密渠道向他传达，并通过他向美国公众传达，苏联人“没在进行任何冷战。是美国在进行冷战”。斯大林想要制造一种印象，即通过谈判克服美苏之间的矛盾是可能的。在写给华莱士支持其和平倡议的“公开信”中，这位苏联领导人继续暗示存在这种幻想的可能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在宣传和战略上一败涂地。暖冬、英美对空运的巧妙组织以及西柏林人民的坚忍，挫败了苏联的意图。西方对苏联占领区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给了斯大林一个狠狠的教训，并让苏联人为损失埋单。最终，西方在西德和西柏林的货币改革大获成功，而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苏联的抵制。对于苏联在西柏林和西德的影响力来说，柏林封锁的心理与政治后果是致命的。它帮助西德人与盟国尤其是美国人结成了新的友谊和反共同盟。美英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存在，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以前所没有的合法性。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在1949年4月9日宣布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也要拜柏林危机之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美国在西欧和西德的军事存在有了永久的、正式的合法性。1949年5月11日，在经过短暂的谈判之后，苏联解除了封锁并与西方三大国签署了协议。该协议事实上承认了西方在柏林的永久性政治权利，并在一份单独的议定书中同意把这座城市分成东、西两半。1949年5月23日，就在解除封锁的数天之后，西方占领区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