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9/21页）

几乎就在同时，斯大林又遭遇了一场局部的失利。1946年8月7日，苏联人给土耳其递交了照会，重申他们“联合”控制海峡的“建议”。照会对于领土方面的要求只字未提，而且苏联外交官还暗示说，如果在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些要求就从此不提。此时已得到华盛顿和伦敦支持的土耳其人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在其对土耳其的神经战中的新动作，又一次适得其反，在美国政治家和军方当中，引发了真正的“战争恐慌”。模糊的情报以及对苏军在土耳其边境附近集结的夸大的估计，使美国政界和军界有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包括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和高加索的石油工业。这一次，就像有些证据显示的那样，斯大林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离战争的边缘有多么近了，因而取消了行动。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一如既往地虚张声势，对美国在原子弹上的垄断地位不屑一顾。

斯大林这次还是不打算为了土耳其而跟美国发生冲突，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很是窝火。大约就在此时，格鲁吉亚的高级官员阿卡基·姆格拉德泽（Akaki Mgeladze）在与外高加索军区司令费奥多尔·托尔布欣（Fedor Tolbukhin）元帅的私下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姆格拉德泽抱怨说，乌克兰人已经“收回”了他们所有的领土，格鲁吉亚人却还在等待。托尔布欣表示，他完全理解格鲁吉亚人民的渴望。

美国的行为是打乱斯大林计划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从1946年2月开始，美国采取了一种新战略，不但积极保卫土耳其和伊朗，还积极保卫西欧；它把这些地区和国家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潜在牺牲品。从1945年秋开始，在全球的国际关系中，是美国而不是苏联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到了1946年，杜鲁门政府决定遏制苏联，这就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走势。美国人在朝着与苏联对抗而不是合作的方向前进。对于斯大林的大国游戏来说，成功的概率开始下降。

在西方，苏联仍然拥有很高的威望，朋友也很多。但最有影响力的那些朋友都不在了。罗斯福的去世，以及哈里·霍普金斯、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哈罗德·伊基斯（Harold Ickes）等新政拥护者随后的离开，永远结束了苏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斯大林在美国政府中的最后的盟友是商务部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他大胆地主张，应该继续与莫斯科保持战时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华莱士与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是有联络的。1945年10月底，华莱士通过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华盛顿情报站站长给斯大林发了下面这封电报：“杜鲁门是个小政客，靠运气得到了他现在的位置。他的心意常常是‘好的’，但太容易受自己周围人的影响。”华莱士说自己是在与包括拜恩斯在内的一帮非常有势力的人“争夺杜鲁门的灵魂”。他声称那帮人极端反苏；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主要由美英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集团”，对抗以苏联为首的“极不友好的斯拉夫世界”。华莱士主动请缨，在美国扮演苏联“影响力的代理人”。他请求斯大林为他和他的支持者提供帮助。

这样的请求非同小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把它转达给斯大林。他的反应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不会为了帮助华莱士以及美国的左派而改变其国际行为的。不过，他估计，在自己争取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对付拜恩斯等对手时，华莱士和他的朋友们仍然会派得上用场。

对于有关美方对苏态度的分析及情报反馈，斯大林作何反应，现在我们还不清楚。1945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津科（Igor Gouzenko）和负责在美的一个间谍网的美国人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叛逃并向加拿大情报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了苏联在北美的情报活动。两起叛逃事件随后引发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雪球效应，不仅导致加拿大和美国的反苏情绪迅速高涨，而且还迫使苏联人暂停了在这些国家的情报工作。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总参情报总局的领导一直拖到9月底才把自己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败告诉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同时，就像历史学家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和记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siliev）发现的那样，本特利的叛逃，“实际上，在一夜之间竟然冻结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的整个情报活动”。由于担心自己剩余的情报人员，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暂停了与在华盛顿的一位极有价值的英国特工的所有接触，他就是代号为“荷马”的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总参情报总局对自己的间谍网也作了同样的处置。这样一来，对斯大林而言，就在美国陡然采取遏制政策的时候，美国决策圈的情况却一下子变得比较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