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第11/19页）

1945年春，斯大林的治国术对于其西方伙伴的优势看起来是无可置疑的。随着苏军连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横扫巴尔干地区，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以惨败而告终。莫洛托夫满意地回忆说，英国人直到“半个欧洲脱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后才如梦方醒：“他们失算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自大一定是达到了顶峰。在苏联人民和精英甚至还没有开始庆祝二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忙于构建“社会主义帝国”了。

建设帝国

斯大林当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东欧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一点现在已没有任何疑问。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看作苏联用来防范西方的潜在的安全缓冲区。欧洲的地理和历史，包括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决定了苏联扩张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经波兰往欧洲的心脏——德国方向，另外就是经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巴尔干地区和奥地利方向。同时，就像斯大林与外国共产党的会谈所反映的那样，他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定义苏联的安全的。他还认为，通过在东欧国家推行以苏联为样板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苏联会而且必定会保障自己在那里的势力范围的安全。

对斯大林而言，苏联在东欧的目标的这两个方面——安全与政权建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去实现这两个目标。有些苏联领导人，其中也包括尼基塔·赫鲁晓夫，希望整个欧洲在战后都转向共产主义。斯大林也想这样，但他知道，力量的均势不会让他实现这个目标。他很清楚，当同盟国军队占领西欧的时候，法国或意大利的共产党是没有机会夺取政权的。所以，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决定在伟大同盟的框架范围内采取行动，尽可能把他的资本主义的临时伙伴挤出去。

莫洛托夫回忆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极为看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罗斯福有关这份文件的最直接的动机是，想要安抚一下国内潜在的批评者——那些人准备攻击他与斯大林沆瀣一气。罗斯福仍然相信，与其因为苏联在东欧的镇压而与斯大林撕破脸皮，不如继续与斯大林保持合作。同时，总统还希望，让斯大林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也许会使苏联人有所忌惮，不会采取更加露骨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在波兰。然而，斯大林把《宣言》理解为罗斯福承认苏联有权利在东欧获得势力范围。在更早的时候，总统还承认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莫洛托夫对美方草案的措辞感到不踏实，但斯大林告诉他：“不用担心。后面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现在的关键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

苏联人及其共产党合作者在东欧采取了两种政策。首先是看得见的社会政治改革：消灭旧有的所有者阶层（其中有些因为与德国人合作而受到牵连并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业的国有化；建立多党的议会制或“人民民主制”。其次，对于站在对立面的民族主义武装进行无情的镇压；创建日后可以取代多党制的“人民民主制”的组织，并为共产党政权打下基础。后者通常意味着苏联的代理人对安全机构、警察和军队的控制，苏联的同路人对其他部委和政党的渗透，以及非共产党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的妥协、循规蹈矩及最终的消灭。

通过与东欧共产党的会晤和通信，或者是借助自己的副手，斯大林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总的指导路线。他把这些政策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日常的执行工作，委托给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Klement Voroshilov）和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能够反映出这些人角色的准帝国色彩的是，在莫斯科的权力圈子中，都是用“总督”来指代他们。在东欧各国国内，克里姆林宫依靠的是苏联的军事当局、秘密警察和那些原籍东欧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是犹太人，他们跟在苏军后面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在东欧，混乱、战争的蹂躏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有助于斯大林和苏联人实现他们在那里的目标。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纳粹德国曾经的三心二意的盟友——苏军的到来成了社会和意识形态尖锐分化的开始。有害的民族主义、种族对立以及历史积怨充斥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心想除掉作为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少数民族，首先就是德意志人。在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中，斯大林常常把德国说成是“斯拉夫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让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信，他支持他们的领土野心。他还支持东欧政治斗争中的种族清洗。直到1945年12月为止，斯大林都在考虑采取泛斯拉夫方案，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组成若干个多民族的邦联。不过，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于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是他觉得，相对于多民族的邦联而言，对较小的民族国家分而治之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