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圣诞节（第9/10页）

戈尔巴乔夫因为前夜和助手的专门告别聚会，所以回家较晚，第二天早上，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不愿见到的事实。他后来描述家中的情景：“一堆堆的衣服、书籍、碗碟、夹子、报纸、信件，还有天知道什么东西散落了一地。”当戈尔巴乔夫那天去克里姆林宫工作时，看上去很失落。他的安保人员花了不少时间才找来一辆轿车载他前往克里姆林宫，在上周一达成的协议中，叶利钦还允许他拥有这辆车呢。可是，几乎不可能找辆卡车来搬运行李。戈尔巴乔夫的女儿伊琳娜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想给叶利钦打电话，抗议他手下的这种行为。他对家人说：“毕竟，我们像个有教养的人那样，同意了他的所有条件！”但是，赖莎反对这么做：“没有必要打电话给任何人，或是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事。大难不死就知足吧，我们自己打包离开。有人会帮助我们的。”[27]

赖莎和伊琳娜在警卫的帮助下，把家里的行李都打包好了，这些警卫曾在福罗斯别墅保卫过他们。经历了克里米亚的囚禁，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赖莎烧毁了她和米哈伊尔、伊琳娜之间所有的个人信件，包括她的日记。伊琳娜回忆：“总之，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好像一直住在别人的家里。”她指的是在戈尔巴乔夫辞职前的数月，“一切都被一根细绳吊着，我们不知道是克格勃，还是民主派，究竟哪个会把它扯断。”赖莎现在小心翼翼地把她按字母顺序排放在书架上的图书打包。其中有撒切尔夫人赠给她的书，她父亲喜欢的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普琴科的书卷。数月前美国刚出版了赖莎的书《我希望》，她在其中引用的舍普琴科的诗句似乎格外地契合当前的情景，康纳·克莱里在他所写的关于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的最后岁月里，也引用了这几句诗：“我的思绪，我的思绪呀，您让我如此痛苦！您为什么让我写下如此忧郁的语句？”[28]

因为叶利钦属下对他本人和家人的骚扰，戈尔巴乔夫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震惊。但是，相对于旧时政权对待其前任官员的方式来说，这并不算什么。那些被人从苏联权力的金字塔上赶下来的人从来不能随自己的心意行事——他们要么死在任上，要么被羞辱地赶走。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雅科夫列夫惊讶地回想起，当他刚刚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批示，搬出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他作为政治局委员所享有的特权是如何迅速地被取消：“我刚入选政治局时，我的警卫就开着一辆新车送我回家，但是，戈尔巴乔夫刚接受我的辞职，轿车就被开走了，而我也被告知必须在第二天上午11点之前离开别墅。”[29]

叶利钦接管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粗暴而迫不及待的态度，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家人被赶出住所的消息在莫斯科不胫而走，这给叶利钦和他的团队招来了一些负面评价。“媒体散布谣言，说我们几乎把前总书记的东西都扔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反驳了这种说法。他表示，戈尔巴乔夫一家人拥有充分的时间搬到他们的新家去，在那种情况下有些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对于自己和工作人员的这些纠纷真是过于苛责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就是叶利钦的警卫长科尔扎科夫，他记得当时几乎每天都要让戈尔巴乔夫的警卫提醒这位前苏联总统要从自己的乡间别墅里搬出去。科尔扎科夫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安全人员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的乡村别墅——“巴尔维哈4号”——是唯一一幢位于莫斯科郊外，同时配备了国家领导人和军队总司令所需要的全部通讯设备的政府别墅。科尔扎科夫回忆：“莫斯科附近没有其他类似的建筑。”[30]

确实，苏联总统迟早是要“交出”他所占有的这些政府设施，但是，叶利钦则是尽可能地让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感受到这一过程的痛苦。他是不是希望戈尔巴乔夫全家至少也能部分感受到自己和妻子奈娜当年被他和他的手下骚扰时承受的那些痛苦呢？1987年11月，当叶利钦因为在政治局会议中的落败自杀未遂而在一家莫斯科诊所修养康复时，戈尔巴乔夫就把克格勃派去了医院，克格勃的警卫把叶利钦从医院的病床上拽起来，逼迫他参加莫斯科市党委会议，并且在会上开除了他所担任的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叶利钦告诉戈尔巴乔夫，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他都无法走路，但是总书记驳回了他的抗议。戈尔巴乔夫这么做的时候，卫生部长指出叶利钦的情况很严重。当卫士们赶到医院“护送”叶利钦时，他刚注射了强效止痛药和镇静剂，绝望的奈娜控诉他们的行为与法西斯无异。叶利钦希望这些人传话给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他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