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复兴（第7/8页）

在1991年夏天，苏共党员因为士气低落，组织涣散，而无法成为真正的领导者，他们只是战士，无法成为驱动政变的力量，在紧急委员会向人民发出的号召中，没有提到任何与苏共或是其政策和理念有关的内容。是克格勃和军官领导了这次政变。然而，苏共官员作为一个团体，却是政变成功的最大获益者，一旦政变成功，将可能推翻叶利钦禁止国企成立党组织的命令。

1991年8月13日，也就是政变前五天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苏共领导们商谈了应对叶利钦此项条令的办法。政变似乎是重塑苏共政治垄断的唯一方法。但是，随着政变的失败以及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苏共曾用威权统治国家，手握武器凝聚起来的政治力量，将会兵不血刃地走向失败。当然，鲜血还会喷涌，但那是苏共高层想以自杀结束自己的性命，而不是接受审判。[24]

第一个死去的人是内务部长普戈，他领导的警察机关和部队直接参与了政变。8月22日早晨，俄罗斯官员打电话给尚在家里的普戈，让他去开会。当包括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在内的4个人来到了普戈家时，一位神情呆滞的老人给他们打开了大门，他们走进了屋。这位老人就是普戈的岳父。有人看到地上有一摊血迹。他们进入了卧室，54岁的普戈躺在床上，饮弹自尽了。他不愿被捕，所以选择了自杀。床边上，靠着他的是身受重伤的妻子。她还有意识，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普戈的妻子很快在莫斯科医院去世。在那天早晨自杀前写的遗书中，普戈请求家人的原谅：“我犯了错，有负于我一生的清白。”

另一位政变的支持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几天后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自杀。他曾是参与苏美削减武器谈判的专家之一。8月19日，也就是政变发生第一天，时任戈尔巴乔夫军事顾问的68岁的阿赫罗梅耶夫中断了在索契的休假，回到了莫斯科，他向自己的新领导——代理总统亚纳耶夫作了汇报。他对亚纳耶夫说他赞成紧急委员会的决议，准备为决议的实现提供帮助。阿赫罗梅耶夫被交予的任务是搜集和分析有关各地局势的情报。亚纳耶夫还让他准备为自己起草一份面向苏联议会的演讲。阿赫罗梅耶夫充满热情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在元帅自杀前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他解释了支持政变的原因：“从1990年初直到现在，我都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毁灭。它很快就会瓦解。我要寻找一种方式大声疾呼……我明白作为苏联的元帅，我违背了军人誓言，犯下了军事罪行……除了为我所做的事负责以外，我没有其他选择。”除了遗书外，他还附上了50卢布的支票，那是他欠下的克里姆林宫食堂的饭费。[25]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梅德韦杰夫早就认识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后来他评价他们的自杀：“我理解他们的悲剧：我很清楚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有自己的方式，他献身于某种思想，不接受政治阴谋和发迹主义。我对阿赫罗梅耶夫的正直诚实也毫不怀疑。”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都相信共产主义，认为苏联不能分裂。阿赫罗梅耶夫在二战时期就为此而战斗。普戈是“拉脱维亚狙击手”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列宁麾下效忠于革命的精锐部队的成员之一，普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掌管着拉脱维亚克格勃和拉脱维亚共产党，镇压民族主义者。政变曾给予他们希望，认为自己可以拯救那个他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得到事业发展的机遇，拥有了高官厚禄，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予了他们某种认同感。对于普戈和阿赫罗梅耶夫这样的人而言，政变的失败既是他们个人的惨败，也是他们信仰的世界的崩溃。自杀使他们从现实世界得到解脱，因为在这个世界没人会把他们视为英雄，而把他们看作反对人民和背叛总统的罪犯。[26]

8月25日星期天晚上，也就是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签署转移苏共财产的第二天，叶利钦签署了法令，获取了苏共的财产，63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克鲁奇纳回到他以前的办公室和莫斯科政府的代表讨论财产转移的事项。晚上9点会议结束，此次会议开得让人并不高兴。克鲁奇纳是个友善的人，当他返回中央委员会时，惊讶地发现他的克格勃警卫没有像以前那样同他打招呼。克鲁奇纳神色沮丧而孤独，他回到了自己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高档公寓，他向妻子说了声晚安，对她说他还有些工作要做。8月26日凌晨5点，克鲁奇纳走上了自家的阳台，跳楼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