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瞻前与顾后：现代化与战略发展（第2/4页）

第五，等级森严。官员的行动与行为都受到严格的礼仪束缚，不得越级篡权和妄议朝政。

为了维持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皇帝的绝对权威，中央政府的中心任务是防止分裂，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秩序。

分裂的可能性主要来自两种情况：

第一，各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在权重的官员周围会形成帮派，在中央政府旁边再出现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第二，由皇帝封赏的贵族和大臣，功高盖主，权大狂妄，不执行皇帝的命令，会形成新的诸侯割据势力，对皇权构成威胁。

对于上述这两种情况，皇帝是绝对不允许的。皇帝一方面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灌输儒家忠君爱国的政治观念来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在组织上也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止在复杂而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因某些环节出现问题而使中央政府的运作失灵。因此，中央政府在那些可能带来动乱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上，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和实行严格的监视。比如，防止官僚势力强大到与皇帝争夺政权；防止地方势力背着中央搞分裂；防止民众因为不满发展到造反行动；防止在思想上出现偏离儒家正统的异端文化；防止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失去控制，从而限制土地买卖和市场规模，并辅之以严格的户籍、土地和税赋管理等；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谋反等等。皇帝对中国社会实行的有效管理，是依靠从中央到地方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官僚行政体制实现的。

在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高度统一过程中，发达的交通条件显得十分重要。为了保证中央政权对全国各地保持绝对的控制权，对朝廷命令的传递要做到“十日而海内毕至”。自秦始皇建驰道始，各朝各代都十分注重通讯和交通的建设。以驰道上的短途乘马接力传递皇帝圣旨为例，其速度可达到每昼夜500—1000里，这在信息沟通十分困难的古代世界已经是堪称一绝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的行政效率与执行能力。

另外，皇帝在行政集权和官员管理上还动了不少脑筋，比如皇帝钦点各地的主要官员，牢牢把握用人权；实行各级官员轮换制；由中央政府建立监督机构，随时检查和审查地方官员的任职情况等等。

到了清代，皇帝对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和管理更加完善。清王朝仿效秦汉以来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适合自己统治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清代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行政、监察、司法三种权力分割，但都只对皇帝负责，由它们对全国实行条块结合的分级管理。

第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的制度，通过科举制度等方式使民间的优秀人才得以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第三，军队由皇帝实现绝对领导。

第四，采用任官回避制度，防止官员结党营私与尾大不掉等等。

但问题是，在晚清，恰恰在利用儒家文化与官僚制度进行有效统治这两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上，清政府却犯了致命性的错误，从而导致了它的不可挽救的命运。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张之洞、袁世凯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儒学作为国家考试选拔人才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新旧时代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因为选拔人才标准的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迅速、彻底、全面地发生了改变。

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它毕竟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通过苦读，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穷苦人家的子弟通过自己刻苦读书，就可能成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入社会最上层。无论这条路有多么窄，多么难，仅凭这一点，都应该为它谱上一曲赞歌。

然而，科举制度的消极之处也是明显的：

第一，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官场的手段，其真正目的在做官，求得个富贵坦途，封妻荫子。所以，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儒家经典的双重依附。

第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限制了人们思想的活力与创造性。如果说，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科目门类还算齐全、设计还算科学的话，那么，到明朝经过朱元璋的改革后，考试内容只不过剩下了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对于现实社会不起实际作用的典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