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第2/6页）

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建之初，他便清醒地看到，不能在传统文字学的圈子里打转，“坐看章炳麟君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90 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学术成就，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于是，他吸纳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专才，依靠他们对14省区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采集工作，建立语音实验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崛起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罗致和培养一大批杰出人才，也是这个研究所蜚声遐迩的一大功绩。20世纪中国史学界著名的大师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等人都是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夏鼐、胡厚宣、梁思永、郭宝均、劳干、丁声树等一大批年青学者也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1947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选举，他提交的代表作是《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前者是他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系列研究中的一篇，有的学者认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个伟大的著作，差不多牵涉到全部中国的古代历史”。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更指出：《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91 而《性命古训辨证》“以语言学之立点，解决哲学史的问题……在中国尚为初创。其中泛论儒墨诸家之言性与天道，引起不少哲学史上之新问题，富于刺激性。其地理及进化的观点，自为不易之论”。92 他顺利当选，可谓实至名归。

维护大学应有之自由传统与学术水准

检视历史，人们无不惊叹新文化运动中有那么多青年学生破土而出，迅速成长为杰出人才。首要原因在于有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环境。想当年，蔡元培不但拨给经费，放手让傅斯年等学生们去创办包括《新潮》在内的各种刊物，而且当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向执政当局打小报告，攻击《新青年》和《新潮》如何“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93 之际，他又挺身而出，在给教育总长的复信中义正词严维护学术和思想、言论自由：“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倚。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94

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负责校务的蒋梦麟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以致蒋梦麟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两人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年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95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96 正是有一批教授和校长坚持大学独立的观念，即使在专制统治的淫威下，还是出现了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学术净土。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蒋介石提出要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97 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他们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