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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林预定十点起飞，没有多少时间了。拉德尔按捺住火气等着，等着飞机落地、刹车。舱门终于打开了，他第一个跳下飞机，一位戴着船形帽、身穿黑皮大衣的空军少校立刻向他迎了上来：“是拉德尔中校吗？我是汉斯・鲁道尔少校，拉维尔这里的大队指挥官。”

“我那个爱尔兰人怎么样了？”拉德尔问道。

“已经起飞了，中校，就在不到五分钟之前。”

“就是刚才起飞的那架道尼尔？”拉德尔叫道，“不可能啊，起飞时间是十点啊。”

“早些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份气象报告，情况很不好，”鲁道尔解释道，“从大西洋过来一股冷锋，有雨和雾。我想，趁他们还能起飞，还是赶紧走的好。”

拉德尔点头道：“好的，我明白了。我有没有办法给他传个话？”

“当然可以，中校。请随我来。”鲁道尔引着路快步向控制塔走去。

五分钟后，利亚姆・德弗林——此刻他正垫着背包和头盔躺在飞机的地板上，闭着眼睛，两只手握住施泰因纳给他的那瓶布什米尔威士忌——感觉到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他睁开眼，看到了无线电通讯员正俯身冲着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给你的消息。”他在发动机的轰鸣当中大叫。

“知道了，”德弗林同样大叫着回应道，“给我读读。”

“上面写了‘对不起，我迟到了没赶上，就差一点儿’。”通讯员犹豫道，“末尾一句我没懂。”

“别管，读就是了。”

“‘祝你好运，共和国万岁’。可这是什么意思呢？”

“总之是个好意思。”利亚姆・德弗林说罢笑了，再次闭上了眼睛。

次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整，爱尔兰莫纳亨郡康罗伊的牧羊人谢默斯・欧布鲁安正在奋力从大荒原里找出一条回家的路来。不过他失败了。

可以理解的是，对一个已经七十六岁的人来说，他的伙伴们自然而然地会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人世。谢默斯・欧布鲁安这次就是刚刚为葬礼守完夜要回家。这次守夜整整持续了十七个小时。

他可不像爱尔兰人总说的那样，只是“喝了点小酒”而已。他喝得太多了，以至于他已经搞不清楚自己身处的到底是现世还是天堂了；以至于一只巨大的白鸟在暗夜里从他的头顶一声不响地滑过去、栽进了围墙隔壁的地里时，他完全不会感觉到害怕，只是一肚子的好奇而已。

德弗林的落地非常漂亮。装备袋用绳子系着腰带，悬在他脚下二十英尺的地方；袋子先触了地，这就提醒他要做好准备了。他紧接其后也落了地，在爱尔兰松软的草皮上翻了几个跟头之后立刻站了起来，松开了伞具。

恰好此时云开月明，能见度刚好够他做整理工作的。他打开装备袋，取出一把小型战壕锹、黑色的风雨衣、粗花呢的鸭舌帽、一双鞋，还有一个格莱斯通皮质大提包。

附近有一片荆棘篱笆，旁边是一条暗渠。他用锹很快挖了一个坑出来。他又解下了特工专用的连体式伞包，露出里边的粗花呢外套。他把腰里别的瓦尔特手枪换到了右边的衣袋里，穿上鞋子，然后把所有的伞包、降落伞和伞兵靴都放在包里扔进土坑，又迅速地把土填回去。他在这些东西的上面铺了好一层枯枝干叶，最后把铁锹扔进了附近的灌木丛。

他拉好风雨衣，拎起提包，刚一转身就发现了倚着墙盯着他的谢默斯・欧布鲁安。德弗林迅速行动，手摸上了瓦尔特的枪柄。然而那一股爱尔兰威士忌的酒气和含糊不清的话语让他弄明白了状况。

“你是谁啊？你是人还是魔鬼？”老农夫一字三顿地问道，“是人间的还是从天上来的？”

“上帝啊，闻闻你身上的味儿，要是有人现在划着一根火柴，我们两个就绝对要下地狱去了。你问的那个问题嘛，我两个都是。我是个淳朴的爱尔兰人，在国外待了好些年之后，找了条回家的新路子。”

“你说的是实话？”欧布鲁安问。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老人高兴地笑了。“Cead mile failte sa bhaile romhat，”他用爱尔兰语说，“一千一万次地欢迎你回家[59]。”

德弗林也笑了笑。“Go raibh maith agat，”他答道，“谢谢。”他拎起提包，一纵身翻过了围墙，轻松地走向了大草地。他的嘴里轻轻哼着歌。回家真好，虽然来去匆匆，回家真好。

乌尔斯特的边界线如今对任何一个熟悉这一带的人都等于是不设防的。沿着大路和小道在草原上行走两个半小时之后，就是阿尔马郡[60]。他已踏上了英国的土地。六点钟的时候，他搭一辆送牛奶的卡车进了阿尔马；半小时之后，他已经登上一辆早班车的三等车厢，向贝尔法斯特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