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二章（第7/13页）

于是传讯户部及工部的承办云南报销案的司官，各递“亲供”。有的说：“军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办理”；有的说：“查照咸丰年间例案核办”；有的说：“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销”，各人一个说法，各人一个根据，纷歧叠出而语焉不详，刑部只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却不知毛病何在？

这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奏请饬下户部、工部堂官，指派干练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时帐簿纷繁，算盘滴答，刑部大堂，热闹非凡。

这一来，王文韶装聋作哑就有装不下去之势了，因为说他受贿巨万，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显得问心无愧。但在他署理户部尚书任内，已经核销结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无异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这样一个时机。自然又是张佩纶动手，等慈禧太后万寿一过，便上了一个“请饬枢臣引嫌乞养，以肃政体而安圣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即无秽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书，束身寡过，殆未能斡旋时局，宏济艰难；今屡受弹章，望实亏损，度其志气消沮，愤懑不平，内发叹咤之音，外为可怜之意，久居要地，窃恐非宜。”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个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诗正的故事。梁诗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辞官，而梁诗正恋栈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经过杭州之便，命梁诗正在家侍养八十岁的老父，以为保全之计。张佩纶认为这个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载：亲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终养者。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终鲜兄弟，养亲乃人生至乐，当此崦嵫渐迫，喜惧交萦，实亦报国日长，报亲日短之际。若听其去官终养，该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涤尘氛，有田园以供甘旨。”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禄保身，其子庆钧，及其交游仆从，狂恣轻扬，非王文韶所能约束，必令白首偏亲，目见子孙不肖之事，忧危惶惧，损其余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最后是在“以安圣心”这句话上做文章，说“皇太后圣躬虽臻康复，犹宜颐养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邓承修劾王文韶，召见枢臣，二十二日因云南报销案，又召见枢臣，此两日并无内外简放员缺，亦无各省急递章奏，当霜风渐厉之时，正几暇养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职无状，至增宵旰忧劳。该侍郎夙夜扪心，能无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这个奏折，交下军机处，“令王文韶善于自处。”

慈禧太后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发了下去。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识得张佩纶的严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处”，他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要参劾他的儿子王庆钧以及门客仆从，仗势恃强，所作的许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恶毒的是，以为慈禧太后因为他的“奉职无状”而“宵旰忧劳”，当此秋风多厉之际，亦不得安然怡养。这一挑拨，如果忽视，则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测之祸。

于是，当天他就上了个奏请开缺的折子。慈禧太后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预期着张佩纶必不罢休，要看他第二个折子，说些什么？

张佩纶的第二个折子，对王文韶展开正面的攻击，措词运用，却另有巧妙。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说他才具不胜，如果慈禧太后据以罢斥，则发抄原折，可以不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对王文韶还算是顾面子。但要说服慈禧太后，则又非提云南报销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个附片，指出云南报销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云南司派办处行走，报销之弊，当所稔知。此案既致人言，必有书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员将承办书吏，羁管候传，抑或押送刑部，岂不光明磊落，群疑尽释？乃谳传函牍屡传，机事不密，任令远扬，归过司员，全无作色。人或曰：文韶机警，何独于书吏则不机警？”

第二疑：“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本非常科，即疆吏声叙在先，亦宜奏驳，既已含混复准，经言者论劾，若户部即请简派大臣复核，则过出无心，犹可共谅。乃至户部堂官奏请复核，始与景廉面恳回避。风闻银数出入，散总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两部，不及候复，率先奏结，尤为情弊显然。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独于报销则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彝、潘英章为此案罪魁祸首，既据商人供称：汇款系为报销。状证确凿，该两员即属有玷官箴。周瑞清已经解任，该两员不先革职，亦当暂行开缺，乃迭降明谕，但曰：‘严催解送’。他枢臣即未见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语？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独于该两员处分则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