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四八章（第8/10页）

“开濬只有解冻以后、台冻之前的几个月，可以施工。如果夏秋之际，雨水太多，山洪涨发，还得停工，算起来没有多少日子可用，如果阻挠一多，完工无日，坐耗钱粮，关系不轻。”左宗棠加重语气说道：“所以不论任何阻挠，都得靠七王爷鼎力，非把它打通不可。”

听他说得严重，醇王倒不敢贸然应承了，“你说，”他问：

“有些什么阻挠？”

“别的阻挠，倒还好办，最麻烦的是，有些人讲风水，明明应该取直的河道，偏偏要求迂回绕越。”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从前直隶总督于成龙，为了保护他的祖坟，沿河别开水道，贻患至今，可为前车之鉴。”

提到舆地风水，醇王不由得便想到，最近由刘铭传的一通奏疏所引起的争议。当中俄交涉紧张之时，朝命召宿将入觐，鲍超最先到京，而刘铭传却迟迟其行，直到上年秋天，方始北上。经过保定时，与李鸿章有好几日的盘桓，剪烛长谈，认为自强之道，关键在于建造铁路。李鸿章当时正在筹划开办南北洋电报，也觉得建造铁路与电报相辅并行，功效更好，因而力赞其成，并且由他幕府中熟悉洋务的文案委员，代为拟折具奏。

奏折中首先陈述“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因为第一，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

其次：“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刘铭传认为中国的要路有南北两条，南路又分为二：一条是由清江浦经山东，一条是由汉口经河南，都抵达京师。北路则由京师东通奉天，西到甘肃，如果不能同时并举，可以借洋债先修清江浦经山东到京城这一条，与南北洋电报，互为表里。

这个奏折，相当动听，尤其是“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这两句话，虽是李鸿章借刘铭传之口，对左宗棠放的冷箭，而在朝廷，却实在是搔着了痒处。因此，朝旨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南北洋的意见，大不相同，刘坤一反对，而李鸿章自然赞成，复奏说建造铁路，对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等等，都有莫大的好处。但“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当然，这是对左宗棠借用洋债，趁机会作变相的攻击。

尽管刘铭传的原折、李鸿章的复奏，多方申述建造铁路“其利甚溥”，而在京里却很难找得到同调。言官合疏却说得一无是处，有“三大弊”，“九不利”，“五害”，主要的就因为开铁路便得挖断不知多少家祖坟上的来龙去脉，风水所关，便是祸福所系，所以极力反对。

醇王意会到此，心存警惕，很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左宗棠却是处事敏捷，很快地便调集了王德榜所督带的左营亲军，先就动起手来，地方官也都知道他难惹，少不得尽力支援。

左宗棠虽于经世实用之学，无所不窥，但到底不是治河的专才，名为“自出相度机宜”，其实并不曾深究，因陋就简，没有几天就让人看出来，他是近乎空疏铺张的性情，因而朝士讥评，随处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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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交涉，和平了结，伊犁复归版图，朝中重见一片升平的气象，但是，慈安太后却是心力交瘁，厌倦视朝了。

“这一年多，我真是累了。”她微微咳嗽着对恭王和军机大臣说，“如今总算平平安安地，都靠大家同心协力，才有这么个结果。真正不容易！”

“这是上托两位皇太后公溥慈祥之德。”恭王答道，“俄事虽已了结，新疆的善后事宜，还很麻烦，臣等惟有悉心筹划，请旨施行。圣母皇太后圣躬不豫，至今还在调养，朝中大政，全靠母后皇太后主持于上，臣等才能禀承。圣躬关系甚重，千万珍摄。”

“我知道。”慈安太后停了一下，强打精神，垂询新疆的善后事宜，“我现在不担心别的，只担心俄国人反复，将来伊犁交回，咱们是怎么个接收？”

“自然是派兵接收，等新约订成，还有许多细节，由总理衙门另外与俄国使臣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