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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借日常生活的一些例行活动摆脱目前这种状况,可是除了窝在床上大睡一觉之外,他什么也不想做。
这不可能,他不断对自己说,诺斯不可能死。他很快就会再踏进办公室,说不定还和过去一样,老是不小心被门槛绊上一跤……
所有魔术帮成员、所有马斯基林的朋友都想尽办法安慰他,但他拒绝他们的好意,甚至对这种怜悯深恶痛绝。他只知道一个事实:在那架飞机上的人应该是他。那本来是他的座位,是他的工作。诺斯是代他而死。他还觉得如果那天在飞机上的人是自己,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不会遭遇德军攻击,不会迫降,不会起火爆炸。他一定有办法防止。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一定可以。
葬礼结束后,他花了一整天时间想写那封恐怖无比的信给诺斯的女儿。他有太多事情要好好解释,但一落到纸上就完全变了调、陷入混乱。最后,他写道:“你的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善良而勇敢的人,平日乐于助人,如今因为英勇救人而殉职。他将让我永远怀念,也永远崇敬。”
他也写了一封长信给玛丽,把心情倾诉无遗。在信中,他没忘记告诉玛丽搭那架飞机的人应该是他。
他想用大量工作来埋葬悲伤,却难以集中精神。种种和诺斯有关的回忆不断闯入脑海,让他回到法汉镇,回到“苏马利亚”号上。他不断想起和诺斯一起尾随商队捡骆驼粪便、一起在迈尔尤特湾设计骗局的日子,他时常以为听见了诺斯那熟悉的笑声,便急忙回头,只希望看见他站在那儿,衬衫下摆露在短裤外的样子。有时,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诺斯实际上就在这个房间。然而在明白这些全是幻觉后,接踵而来的往往是一种全新的悲伤。
比心灵的寂寞和肉体的苦痛更糟的,是排山倒海的失落感与自责。他渴望为诺斯的死寻求一个合理的意义,但越是这样,越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夜复一夜,他脑海中不断重复那天在机场的景象,他苦苦思索当时任何一个能让结局不一样的做法。于是,他的生命变成了一大群“如果”的合体:如果他延后沙漠的演说,如果那架运输机早点或晚点起飞,如果当时没有沙尘暴,如果德军战斗机的机枪子弹偏几英寸没射中起落架……如果、如果、如果。如果那架飞机不起火……他越是思考,便越感到愤怒。如果不起火,他们就都可以生还。是迫降后的那场大火害死了他们,在类似的迫降中也同样害死不知多少人。
火、火。火是恶魔的气息。噢,火是多么令他痛恨和恐惧啊!在剧院里只要有和火有关的演出,他就会冒汗头疼。当年他祖父表演“消失的飞蛾”,让一位漂亮的女助手消失在熊熊烈焰中,这对站在舞台侧翼观看的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酷刑。
法兰克·诺斯在飞机迫降后还活着,他死于之后的那场大火。
正是这点不容否认的事实促进马斯基林投入研究,想制造出一种能避免赫利奥波利斯机场悲剧的东西——防火软膏。这种神奇的东西是对诺斯的最佳纪念,因为它能拯救无数人的性命。
他知道一定能制造出来。他父亲在一九一六年曾为英国海军部提供某种类似软膏的黏糊状物体,以保护战舰上的炮手不被炮管倒喷出的烈焰灼伤。他相信将其改良后就能应用在飞机上,让飞行员和机上乘客得以拥有几分钟宝贵时间从烈焰中逃生。往往,这短短几分钟就能决定生与死。
他没对任何人提这件事,也没要求任何人协助。他利用早上处理一些例行事务,午后便一个人关起门来工作。魔术帮成员费尽心思想把他从沮丧忧郁中拖出来,却没人成功。
几天后,马斯基林便制造出第一批防火软膏。
“钉子”带着几份文件到马斯基林的办公室时,看见他正把手伸进一个冒着烈焰的桶里。格雷厄姆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上帝!”他大叫一声,把文件一扔便扑过去抓住马斯基林,把他的手拉离火焰,不但差点把马斯基林撞倒,还不小心烫伤了自己的手。“你怎么搞的?”他大喊,徒手抓起炙热的桶往办公室外冲。“你疯了吗?”
马斯基林没回答,只凝视刚才伸进火里的那只手。
格雷厄姆飞快挖了几铲沙把火弄熄,然后冲回办公室找马斯基林算账。“去你的!贾,我受够了!我们都受够了!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我们都想念诺斯,但你却窝在这间办公室……”
马斯基林默默剥下手上的一层白色硬皮。
“别这样,”“钉子”稍微使语气和缓些,“贾,求你听我说。这件事我们都无能为力。他死了,法兰克已经过世了,难道你不明白吗?在战争中免不了会死人。我知道这令人很痛苦……”他突然停了,注意到马斯基林的动作。“你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