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7页）

但真相终于渐渐揭露了。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有个浴室老板，偶尔去看热闹；发现其中两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像这种身分的人，常是日本宪兵的“线民”，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供出实情，丑事暴露，与日本的颜面有关。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赶紧给了人家吧！

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逃到大连去开“燕子窠”，其后不知所终；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

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交涉无功，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当过驻华公使，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以吊丧特使的名义，到达沈阳，跟张学良展开密谈。林权助倚者卖老，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答复他说：“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日本的劝告，我愿意考虑，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他停了一下又说：“就国际关系而言，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再者，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我实在不明白。”

“日本对这方面，已有决心；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亦在所不惜。”林权助催促着说：“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

“不行！”张学良毫不屈服，“我的决心，以东三省民意为定；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也决不能不讲是非。”

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插嘴说道：“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心，就是是非的标准。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如果态度过于强硬，“济南惨案”将复见于沈阳；因此，张学良召集元老、心腹会议后，决定将易帜日期，延后三个月。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这多少是个结果，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

但是，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则外交问题，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他的肩头就减轻了；其次，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亦只有易帜，才能消解。

原来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立即进行裁兵，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移作建设之用。但第二、三、四集团军，都认为这是“撤藩”，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更为激烈。张学良接到密报，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相处极欢，每每闭门密谈；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小诸葛”的外号，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孙联帅”——孙传芳参预；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可不是“三个臭皮匠”，因此，颇为多方所瞩目。

直鲁联军的问题，已经解决，照道理来说，一切皆应归于正常，而滦河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卢龙、迁安、抚宁、临榆等五县，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盘踞不去。第二是北平——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所以京奉路，亦改称为平奉路，被截成两段，每周对开两次，至滦州互换车头。过了深州的平奉路，由常荫槐控制。第三，杨宇霆、常荫槐扣留了平绥、平汉、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车头亦有数百个，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不得要领。

为此，张学良挨了不少骂，但杨宇霆跋扈嚣张，张学良无奈其何，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是相互利用。白崇禧的打算是，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极可能破裂，那时滦东的奉军，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车皮，长驱南下，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亦将活跃。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所得的报告，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