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8/20页）

耆英，照他向皇帝所奏告的那样去对付这些威胁。为了控制市内的暴民，他派了一两个小店主在城内最乱的地方进行监视和刺探消息。他命令警察见到闹事者就逮捕。一切对事件有利的消息，一经得到就立即公布以防恐慌蔓延。同时，派署督粮道负责寻求乡村中可靠的长者及绅士的合作。最后，为防止事情发展成为开战的理由，耆英决定按照条约的条款同马额峨密切合作，并把这次暴乱的起因分离开来。[98]

皇帝对耆英的计划表示赞同，“公平料理，不可令该夷有所借口逞刁之事”[99]。

但是耆英心中对结果将如何并不像他所装的那样心中有数。正如他对德庇时所说：“百姓人多势众，其上层分子是孤立的。”[100]在英国方面，由于要求处死有罪商人的传单日益增多，侨民们要求保护似乎也是正当的。为防备社学实现它的杀死夷人的计划，马额峨终于在9月7日召来了“复仇神”号，外国商人们也开始组织自卫团体。[101]事情看来确很凶险。

但是，由于德庇时倾向于整个事件应归咎于康普顿，而耆英又明智地接受了体面的妥协，灾祸终于避免了。8月26日，德庇时建议，中国方面惩处那些应当驱散人群的警官；康普顿因打翻水果摊应处以罚金；三个死者的家属给予赔偿。[102]耆英认为康普顿受罚不是因为打坏水果摊，而是因为他动手打了果贩。[103]当然，要逐个搞清真正射死三名中国人的凶手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人除了经济上的赔偿外，还应当给耆英以更多的东西。假如一名夷人因为打了一个中国人而受到惩罚，这将充分证明耆英对那些桀骜不驯的广州子民怀有好意。[104]德庇时理解了这一点，他向康普顿收了二百元钱作为袭击小贩的罚金。这一举动招致了商界的愤怒。[105]

突然间，外交危机结束了。耆英放弃了追究凶手的要求，而英国人也不再要求惩办地方治安当局。但是社会危机仍持续着。“社学默默地、勉强地放弃了他们进行报复的公开斗争。广州人再次认为他们被出卖了。[106]

康普顿事件促使英国人采取行动。英国似乎是在为它早些时候外交上的困境等待一个补偿的机会。1846年秋天，一件微不足道的排外事件使巴麦尊愤怒地告诉德庇时：“如果我们采取低调，那么我们就要失去所有由于在中国的胜利而获得的有利地位。”[107]这一指示送到英国公使手中时，恰好在发生又一次事件之后。六名外出游览的英国人，在佛山附近，团练的中心地带，遭到村民们投掷石子的袭击。[108]1847年3月27日，德庇时专横地命令耆英惩罚肇事者，否则就必须承担后果。耆英没有答应。达格拉将军对虎门发动了一次突然的猛烈攻击。4月1日，炮台被攻占，827门大炮被钉塞。一支远征部队在商馆登陆。封锁了猪巷，作了进城的准备。耆英被这一未曾料到的行动吓呆了，他屈服于这不可抗拒的力量。三名肇事者被当众鞭打，并允许英国人在1849年4月6日进城。两年的间隔，使总督有时间来平息排外情绪，并使人们相信政府的好意。[109]

这个希望只是空想。反洋人主义已从乡绅和市民处传播到城里那些“可靠的”中上阶层。就在同德庇时签订了4月协议之后，一阵真正的恐慌席卷了广州。很久以来，外国商人就盼望在河南或商馆附近租一块地方。为了省去沉重的存货费用，也为了把货物从易受攻击的商馆地区搬出来，需要有英国人自己的、新的货栈。1847年5月初，广州当局开始清理猪巷里的大都为流浪汉居住的杂院，中国方面曾答应把他们从商馆地区赶出去。自英国人就在猪巷和河南租地之事同中国一开始谈判，这两个地方的小店主及房主们就确信，耆英被达格拉将军的突击吓坏了，已经秘密同意让夷人来侵占他们的财产。这种恐慌是误解造成的，但却促进了广州的第一支城市团练的产生。5月20日，上述两处的房产主在公所举行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人都赞成出钱雇佣乡勇、抚恤死亡乡勇的家属并在必要时为英勇牺牲者建立庙宇，以此抵抗洋人的扩张。[110]其他小店主们的集会决定捐献一个月的租金用以雇兵勇、买武器；木匠、泥水匠的行会保证他们绝不给外国人在河南建造任何房子。[111]

参加这些集会的商人及工匠对决定都感到十分满意。似乎他们通过招募团练的提议，媲美于富有的、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著名的“九十六村”乡绅，就已经共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新的城市团练与乡村团练有很大不同。它的力量不在于那些兵勇，他们只是在必要时雇来的，而在于其首领具有迅速地把城市组织为各个“管理”区的能力。这是警察的职能，而不是防守的职能；在1855年，它将显示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