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第2/6页）
胡适的上述两封抗议信经过同盟北平分会的执行委员成舍我、李济、陈博生传阅之后，由成舍我用航空快邮寄往上海。信中胡适表示“是绝对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然而不待他退出，同盟就于3月4日将他开除了。胡适被开除后，李济以及四十余位教授、校长组成的同盟北平分会也在3月28日停止了活动。从蔡元培、林语堂二位在2月13日致胡的信中可以证实，他们已及时收到胡的长信。这就间接证明，李济与成舍我、陈博生三人是同意了胡适信中的意见的；否则就会把信留下，要求执委会讨论。因此可以推断，他们三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或默认胡的长信的最后一段话的精神，愿与胡适共进退。
以上只是胡适与李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契合。他们彼此真正地了解，是即将离开大陆前的1948年，在武汉共同度过的几天日子。那年10月，李济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与北大校长胡适联袂赴武汉讲学。《胡适日记》中写道：“1948年10月1日早七点出门，邀了李济之同到国际联欢社，与周鲠生、熊□□（此处原文为方框“□”）同到招商局码头，搭小火轮上江泰轮船。十一点后，始开船。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夜，自南京坐轮船往汉口，到今天已十一年。”李济在武昌和汉口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之初期》和《日本一个月》。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武汉大学讲坛上时，大礼堂挤满了听众。校长周鲠生站在讲台正中，环视全场，微笑致辞：“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跟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7
此行的朝夕相处，胡适曾向李济介绍了一些生活小常识，比如建议演讲前的一顿饭，只能吃半饱，否则会造成不适，可以喝少许一点酒或许有益，还讲到怎样才是正确的刷牙方法等。当时，他们比邻而居，共用一个浴室。有一天李济问胡适，你这么累，何不洗个热水浴？胡回答，太累了，洗完后没有精力再去擦浴盆，又不想麻烦工友，免了吧。“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言），李济反躬自省，自己似乎就没考虑得这么细微。总之，这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之旅，只是无论李济还是胡适，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在大陆最后的光影。
李济、胡适、董作宾、芮逸夫（从右到左）视察台湾“中央研究院”筹建院址。
1948年年底，李济随中研院押运文物去了台湾。第二年，胡适去了美国。
20世纪50年代初，胡适常到台湾讲学。1952年至1953年间，李济正在写一篇研究殷墟出土的一座石雕人像的论文，因缺乏参考材料遂向胡适求教。胡适介绍他去翻阅朱子的《跪坐拜说》，李济后来一查果然有用，从而完成了《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弄清了中国人跪坐的历史。李济由此对胡适的学识渊博和读书用功深感钦佩。胡适对李济的这篇考证文章也报以好评。
1957年秋，朱家骅请辞中研院院长一职。年底，该院评议委员会投票，选出胡适。蒋介石签署院长任命书，并致电催其尽快到任。胡适回电称病，要求先任命李济为代院长，得蒋允准。到1958年春，李济领导的该院第三届院士大会筹备工作告一段落，胡适始到任履新。院长一职，因有李济慨然“济之”，遂有胡适欣然“适之”。西方有一则寓言：两只刺猬在寒冷的冬天，要相依取暖，相互间得保持适当的距离，若距离太近，各自的刺或将对方刺得鲜血淋漓。胡适与李济原来遥相辉映，从此成为同事，会不会也有“刺猬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