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第6/12页）

李四光副院长报告了旅外观感后，分析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认为“为学术而学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都是过去错误的观点，唯有为全人类谋幸福才是科学家正确的道路，他的演说给大家极大的启示。17

史语所及中博院迁台，留在大陆的一些研究人员，如断线的风筝。他们与那些满怀喜悦准备大展宏图的同事相比，有些隐隐担心。

1949年10月，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将文博工作归口文化部。郑振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在回中博院旧人王天木的信中，谈到对中博院的构想，及对王天木的希望。他写道：

天木兄：

连得两长信，我悉一切。关于中央博物馆事，我们的意见，都以为应该维持现状，即使暂时不能大加扩充，也绝对地不会缩小也。陶孟和先生今日南下，已将此意托他向曾小姐（曾昭燏）传达。我也许不久南下，不过，日期未能确定耳。

我现在暂时负责文物局，局分三处，一图书馆处，二博物馆处，三古物处。不仅办理行政的事务，也盼望能有学术研究的工作。也曾和孟和先生说过，托他代为邀请兄北上，在局里任事。不知兄意如何？兄对古物事业素有经验和热忱，深盼能来此合作也。我国从前的博物馆，除“中博”有新的气象外，余皆死气沉沉之古董陈列室耳。深望兄能来此，大家振作一番也。兄意以为如何？我不想把许多行政工作加在兄的身上，但望能作些领导的计划和专门的技术上的主持者。也请夏作铭（夏鼐）兄来，由他主持古物处。兄能代为劝驾否？他现在杭州浙大教书。盼能即日复我一信。

匆致，顺颂近好。

十月三十日振铎拜启

郑振铎到底书生意气，对中博院的近期打算和远期设想过分乐观。1950年3月9日，中博院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留守中博院的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四个月后，南京博物院改由华东文化部领导，改属华东大区博物馆，三年后又改由江苏省文化局领导。

在家乡温州的夏鼐，收到去台老同事高去寻的一封信，信中称：“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绝起衰者，则舍兄其谁。”他也收到了郑振铎的邀请信。夏鼐在给王天木的回信中写道：

天木吾兄大鉴：

十月廿四日手示敬悉。文汇报的南京通讯，弟已闻及，将梁三先生（梁思永）的大名写成“世镕”，未免可笑。

西谛先生（郑振铎）近有信来，说正忙着筹备文物局事，并且说到已请兄允帮忙，辅导各博物馆的事业，谅已有信致尊处，未悉吾兄已作何决定。西谛先生邀约弟去“古物处处长”，弟已去函婉辞。

前日小女来信，谓复旦与同济相邻近，得嫂夫人就近照拂，甚为感谢。

位于原中央博物院旧址的南京博物院。

尊函谓本月中旬可能来上海一行，弟因想及一事。弟去冬离京时，曾将零碎东西存放在史语所，其中有黄箱子一只，盛些不重要的中文书籍，但现在教书，也有些用得着， 当时仅有半箱的书，因以破棉胎放在上面，塞满一箱。丁梧梓兄（丁声树）离京前曾有信给我，说这些私人物品现由谢振林兄保管，吾兄如果携带方便，可否将这箱子带来上海，放在乍浦路和平博物馆，以便弟自己或派小女提取。但如果不方便的话，则不必携带。弟早晚要到南京一次，将来再设法好了。又运费开销多少，请不要客气示知，以便奉还。否则弟不敢烦劳老兄了。

曾公寄来展览“社会发展史”说明书，已经收到，但修订本尚未到，俟到后再写回售，请顺便告诉他一声。此致撰安。

弟夏鼐敬上十月四日18

观望与疑虑，是这批人共同的态度。但不久，他们相继效命新政权。

1950年7月，夏鼐来到北京，加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简称中科院考古所）。此前，他曾多次表示不想当官，只想搞业务。但他显然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新任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在信中写道：“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197月29日星期六，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出差南京，重访鸡鸣寺路中研院故地。现已是中科院办事处。他找到谢振林，会晤旧识张珏哲、赵九章、吴磊伯、傅承义、吕炯等。然后偕谢君踏上史语所旧址。人去楼空，物是人非，造物弄人！前史语所代理所长夏鼐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