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6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第7/7页）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联总统以后，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报纸《洛杉矶时报》向我约写一篇《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一百天》的文章，我与这家报纸的合作始于70年代末。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将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比较，后者是1933年1月上台的美国总统，在其就任总统后的100天内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确，我比其他人更加关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4~6月的活动，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这段时期的表现乏善可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即走访了乌拉尔地区，而该地区一直是叶利钦的势力范围。戈尔巴乔夫在乌拉尔各地进行了多次讲演，每次讲话都冗长琐细，但其中的内容模棱两可，他主要是论述其不久前提出的实现"向市场飞跃"的号召。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没有制度法规方面的协调配合而贸然转向市场经济，那么这将导致约1500万~2000万人失业。戈尔巴乔夫又撤回原来的意见，他在叶卡捷琳堡的讲话中指出，关于"休克疗法"的传言是不属实的：改变经济政策的决定将在年底通过，而且必须经过仔细的研究。1990年5~6月，戈尔巴乔夫还访问了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但是没有签署任何重大的协议，他希望得到西方大规模援助的要求被拒绝了。截至1990年年中，苏联外债高达到400亿美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巨额外债不知被用到了何处。戈尔巴乔夫就任后的100天内，他没有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任何重要的法律草案，也没有签署任何值得历史学家记载的命令。苏联总统在这些天签署的最主要的命令大概要算是关于成立总统委员会的命令了，这个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包括钦吉兹·艾特马托夫和瓦连京·拉斯普京两位作家。众所周知，这个委员会只存在了几个月，年底便改为安全委员会，但是也同样没有任何作为。当然，在这几个月国内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但这都不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和领导的，相反许多事件是针对他而进行的。自1990年1月开始，苏联国内经常进行社会民意调查，统计各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并绘制成表。1990年1月的三位主要政治家的支持率排名为：戈尔巴乔夫一54%，雷日科夫一38%，叶利钦一12％。在3月末，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在回答："您认为在我国哪位政治活动家最具威信？"时，有4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戈尔巴乔夫，20％的人回答是雷日科夫，而18％的人认为是叶利钦。但是到了1990年6月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则下降到19%，雷日科夫下降到7%，而叶利钦的支持率则上升到40％。我后来拒绝了关于撰写苏联总统一百天的约稿，但是我却阅读了许多西方报刊中撰写这个题目的文章，作者大都抱消极悲观的态度。"戈尔巴乔夫掉进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漩涡中","当困难变得越来越棘手时，而戈尔巴乔夫却越来越毫无目的地去抓表面的权力"，"共产党已经不能领导国家，戈尔巴乔夫既不能领导党，也不能领导控制经济","问题不在于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失败，而是他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失败"，"苏联总统的权力高高在上，但却不可能将制度实施到农场和工厂"。这些都是1990年6月间西方媒体上的部分文章摘要，美国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地位比喻为"哈哈镜王国"，可见其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1990年下半年和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退让仍在继续，其政治上的溃败已不可避免，然而当时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想到，苏联总统制会随着苏联解体而一同消亡。

戈尔巴乔夫在后来承认说，在1990~1991年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对他来说就意味着使用武力，这也就是按照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精神去做，他不愿意、也不能这样做。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进行辩论时，戈尔巴乔夫对那些批评者反驳道："许多人说我缺乏政治意志力，说我没有在应该动武的时候使用武力，老实说，这些批评很庸俗。我早就注意到，指责我缺乏意志力和果断性的首先是那些借助公开性和民主改革而出名的人，正是因为我没有使用武力而使他们出了名。如果我使用了武力，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辩论，也就没有形式上的改革，稳定、保持国家地位的逻辑与改革冲动重要性的逻辑是两回事。我们大家都明白，改革是冒险的事情，但我们是在后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压力之下改革的，这种压力将我们推向苏联制度的民主化。你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承担改革和民主化风险的人如此地愚昧和幼稚，他们甚至是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前进。改革者并不需要感谢。当你下达射击或其他采取武力的命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这是针对人民的命令。不能一方面推进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又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有人也许会说，俄罗斯的沙皇和其他统治者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应该时刻准备着要将人的生命置于屠刀之下。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有另外一种信念，管理国家应尽最大可能避免流血冲突。此外，我的信念的第二部分还包括：社会变革应以社会所能接受和承受的速度进行。我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两点我都没有做到，但是否定已经形成的改革信念是毫无意义的，民主是不能靠流血来确立的，不能自欺欺人。我之所以放弃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是为忠实于我坚持不懈的道德原则。"戈尔巴乔夫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不能令人认同，其中包括他提到的在改革历史中的许多具体事实，以及他在极权制度下争取社会民主的原则。当然，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于严厉地指责他。1985年之前，还没有一位国家或党的领导人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过改革，苏联国内的弊病被耽搁得太久了。早在50年代就应该采取措施铲除这些弊病，只有戈尔巴乔夫勇敢地承担起了改革苏联社会和国家机制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理由大肆吹捧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者的成就，他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邓小平那样的层次。应该注意到，邓小平不仅自己表现出伟大和睿智的改革家的品质，而且他还善于依靠杰出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在40~50年代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最艰难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60年代将这些人免去职务，下放到偏远的农村劳动，其中邓小平就曾当了不止一年的放牧人。这些干部在经受了身体和政治上的迫害之后得以幸存下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们重新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中国的革命干部队伍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而在苏联这种继承性在斯大林时期就被彻底打破了。苏联1970~1985处于停滞和长老掌权时期，对干部队伍的全面否定和精英退化现象仍在继续，在这种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又会有何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