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光荣日（1945年3月～1945年9月）（第16/20页）

在这前后，东京大本营也向冈村宁次去电，命令尽快把广西、江西和湖南地区的第3、13、27、34、40师团调往华北和华东沿海地区，其中第3和第13师团由向徐州以北的京津地区集结改为向华东转进待机。驻宜昌的第39师团等部队调往东北，并入关东军序列，加强对苏联的战备。

在这种情况下，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开始从广西撤退。

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命令河池、宜山最远端的第13师团撤退前，对当面中国军队发动一次反击，造成要进攻贵州的假象。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人会相信他们要打贵州吗？服部卓四郎第65联队奉命断后，一手制订“一号作战”的服部，此时面对士兵们的窃窃私语，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说：“不要慌张！自古以来，凡为殿军者，均系最强之部队。”

随着雪峰山会战的结束，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大反攻也开始了。

在前面说过，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局部反攻从1944年就开始了；在正面战场，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要求抓住雪峰山会战大胜的机会，由战略相持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湘西会战我军士气日盛，敌之战志消沉，要求迅速收复桂柳，以开拓总反攻之机运。”

无论是从河池、宜山经桂林向全州撤退的第13师团，还是从宾阳、南宁经柳州、桂林向全州撤退的第3师团，一路上都狼狈不堪，《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自此情况发生恶化，没有一天不受到重庆军的攻击。”这时候，日本人已经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3师团二神力第34联队，虽然一路上被不停地追击，但也抓了几名中国俘虏，结果抓完后，反而给了俘虏很多钱，然后开欢送会般地释放，地点选在广西平乐顶北12公里之大角塘，时间是1945年6月1日。这支从1937年8月最先登陆淞沪战场的日军，终于知道他们的末日来临了。

6月12日，在广西某个地点设立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薛岳，带着人进入南宁。

这一天，南宁阴雨连绵。薛岳突然下令，在南宁机场，追悼在八年战争中殉国的第9战区的将士和中国的军民（接下来，在7月，反攻江西赣州、遂川、上高等地，是第9战区的最后一战）。

相比于薛岳，汤恩伯在战争尾声，竟又奇异地逆转了在“一号作战”中溃败的形象，先是参加了雪峰山会战，后又指挥他的第3方面军，在广西发起追击反攻战。老汤明白：这是发力的最好的时候，他似乎一贯是乐观的。有一张照片，是陆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的人物合影，除作为第3方面军司令官的汤恩伯外，照片上还有总司令何应钦、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第5集团军兼昆明城防总司令杜聿明、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照片上，柏德诺有着美国人那种特有的放松，何应钦则多少端着架子，杜聿明表情腼腆，张发奎神色泰然，卢汉则是豪爽，王耀武属于各种分寸拿捏得很好的，唯一咧着嘴旁若无人大笑的是老汤。一张照片虽然不能说明更多问题，但即时捕捉的镜头却也能道出几个人不同的性格。

接着说仓皇北撤的日军。第3师团的动作快一些，师团司令部在6月中旬时到了衡阳，途中还意外收容了雪峰山会战中几乎被全歼的第68师团关根支队独立步兵第115大队的残部。说是残部，其实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第3师团的士兵问：“何以如此？”

关根支队的士兵回答：“中国军士气旺盛，使用全自动冲锋枪，我军还没冲锋到其对面，就都被射杀了。”

这叫第3师团的士兵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3师团撤走后，日军在广西的分布是：第13师团、独立混成第88旅团在全州，第58师团在桂林，独立混成第22旅团在柳州。在桂林的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计划：6月末撤出柳州，7月末撤出桂林，8月末撤出全州。

独立混成第22旅团从柳州北撤时情况还稍微好些。

进入7月后，以汤恩伯第3方面军为主力的各路中国军队开始总反攻。

第13师团断后的服部联队遭汤恩伯部追击，按服部本人的描述：“重庆军很凶，一直追到距我后尾200米处才开始射击。”这已经算好的了。更多的中国士兵在追击时，到距日军100米的地方才开枪。

7月15日，为第13师团主力断后的服部联队进入桂林。

他们是在5月份从河池开始行动的，到现在已经两个月过去了。从河池到桂林其实没多远，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反攻之情势。此时，在桂林、全州间的兴安地区，丁治磐第26军猛攻日军独立混成第88旅团。此战中，该旅团被第26军打得望风而逃，对日军北撤价值重大的湘桂公路上的五旗岭阵地亦被攻占。北撤的服部联队正沿桂林、兴安、白沙铺、全州一线追赶师团主力，遇到被击溃的独立混成第88旅团。随后，服部联队残部投入五旗岭争夺战，不得手，经白沙铺夺路向全州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