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长城上的希望之门（第9/11页）

在过去20 年里，中国建造了数千座博物馆，由斯蒂文·霍尔及其助手们设计建造的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属于其中之一。它体现了现代主义雾与水的视觉效果。摄影：刘钢

据《经济学家》杂志2013年12月报道，中国博物馆建设的结果，成为“一种大兴土木的建设，已偏离了博物馆本身”。一些新博物馆的建设，正跻身于房地产开发行列。另外一些，则是私人运作的美术馆，有的为传统目的建造，有的追求大胆的现代主义。前者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后者如龙美术馆。两者都位于上海，在此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龙美术馆的创建者，是富裕的收藏家刘益谦及其夫人。上海当代美术馆，属于上海市首家当代艺术公共博物馆。显然，中国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与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紧密相关，反映出中国各城市为提升自身特质展开的激烈竞争。

然而，中国博物馆面临着一个问题：当北京首都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的年观众达到1300万和800万人次（原文提供数据如此），且在不断上升。许多博物馆（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则属于既缺少藏品，又门可罗雀，同时也缺乏合格的博物馆研究员、设计者和展览图录。那么，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据说，很久以前，传奇艺术经销商约瑟夫·杜维恩，曾将自己崛起的原因，归功于一种表面上不言而喻的观察：欧洲有许多艺术品，美国有许多金钱。经过了几十年，部分由于杜维恩的努力，美国博物馆拥有的藏品，比其管理者能够或希望展出的藏品更多。用亚洲协会论坛报告的话讲，美国的博物馆，“拥有大量新博物馆真正急需的东西：许多规模巨大的藏品由于缺少展览场地，被束之高阁；它们还缺少学术、藏品研究和科学知识。美国的博物馆和大学，能够开展目前中国所需要的大规模培训活动”。

那种想法符合实际吗？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人吃惊。在此，有必要对推动其发展的各种动机进行评估。其中，意识形态是不能忽视的因素。一座国有博物馆对那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忽略不计。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复杂、充满魅力的中国艺术界，一个不可或缺的现象，是新一代艺术家倔强地向官方限制施压。无论在国内工作，还是移居海外，那些前卫艺术家也从传统艺术市场的繁荣中获益。芭芭拉·波拉克是一位艺术评论者，她对中国艺术的崛起，进行了详细记录。在《狂野的东方》（2010年出版）一书中，她承认自己在上大学时，对所有中国艺术基本一无所知。“在我的课程中，几乎没有提及中国艺术。有关解释也只是说，中华文明上限与古希腊文明并驾齐驱，下限止于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然而，波拉克若有所思地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怎能想到自己会在中国走下飞机，步入那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艺术中心？我怎能知道，中国会使美术馆、博物馆和众多艺术家，乐意、愿意并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关注？我怎能知道，那个与我大学时代毫不相干的巨大中国，会成为我的常规目的地？”波拉克对日益增长的新生代给予支持，包括艺术家、批评家、收藏家、古董商、博物馆研究员以及普通公民。目前，西方不仅认识其中一些人，甚至还能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如艾未未、张晓刚之类的重要艺术家。

而且，我们和其他人可以证明，属于新生代的那些人，经常勇于直言不讳。因此，2009年，当一个中国文化专家代表团抵达纽约，将其作为调查美国博物馆中被掠夺艺术珍品之旅首站时，博物馆的研究员们，真担心最糟糕的事情会发生。该代表团首先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亚洲艺术展厅，代表团成员提出了有关战利品的尖锐问题（所有那些活动，都被录影留与后人）。然而，如记者报道，代表团并未获得任何令人狂喜的时刻，双方的紧张状态逐渐减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名誉退休主任屈志仁评论道：“那种情况毕竟不算太糟糕。”杜克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刘康说：“中国如同青少年，他摄取了过多的类固醇，突然变得人高马大，却发现很难协调自己的身体。在西方看来，中国像是一个巨人。”正是一代人的转变，使长城上打开了一扇最具希望之门。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统治精英们，看到了软实力带来的切实好处。那要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文化中心，它们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如前面详述）。1988年，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先生首创了“软实力”一词，意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迫或报酬，达到所期望目标的能力”。美国通过抽象表现主义、流行艺术和现代舞蹈等，美化了自身在海外的外交利益（20世纪50年代，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西半球事务助理国务卿期间，纳尔逊·洛克菲勒娴熟地做了同样的事情）。芭芭拉·波拉克明白无误地获悉，共产党的主要官员，对美国的做法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