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鉴赏家（第5/6页）

劳费尔去世后，另一批收藏也给他的名声投下了阴影。1913年，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在博览会公园开馆，它由洛杉矶当选的郡议会资助管理，与南加州大学校园几乎紧密相连。从洛杉矶当地拉布雷亚沥青坑出土的史前动物骨骼，成为该馆科学部吸引观众眼球的藏品。但是，尽管该馆拥有一些不错的日本水印画，以及伯林盖姆·约翰逊的中国陶瓷收藏，其亚洲艺术藏品一直未能引起观众的兴趣。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26年6月，洛杉矶郡立历史、科学和艺术博物馆收到了约翰·威廉·诺尔曼·蒙特藏品的目录和照片。他是挪威人，1887年曾受聘于由英国人掌管的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担任巡视员。1894年至1895年，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后，蒙特应邀参加袁世凯领导的“新军”，担任骑兵队的二把手。义和团起义期间，蒙特前往天津，一度隶属于俄国军队，在天津港附近参加过几次战斗。清王朝倒台后，袁世凯当上了中国的总统，还昙花一现当了回皇帝。此时，蒙特成了北京宪兵队的一名中将。

蒙特的八字胡上抹着蜡，一套军装量身定做，上面挂满了熠熠闪光的勋章，堪称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少将的翻版。蒙特欣赏中国艺术，他流利的汉语和通畅的对外联系能力，更使其如虎添翼。当清宫收藏一夜之间触手可及时，蒙特和妻子不失时机地开始收藏。“去年，我的藏品得到了极大丰富。”1915年，蒙特写道，“辛亥革命后，清宫太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东西。”凭借对海关内部事务了如指掌，蒙特还得以最大规模地出口自己收藏的文物。据学者德里克·吉尔曼报道，自1907年始，蒙特开始征集，并向家乡挪威卑尔根市的博物馆运送了大型雕塑和建筑构件。

1926年，蒙特决定出售自己其余的藏品。那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馆长是鸟类学家威廉·布莱恩，他没有征求专家意见，仅凭蒙特的藏品目录和3大本相册，就以试用方式把近400件文物从北京运至洛杉矶，其中包括瓷器、绘画、雕塑和青铜器。蒙特上将为藏品的估价是100万美元，但提出以火灾受损物品拍卖价60万美元卖给洛杉矶博物馆。布莱恩馆长给当时交易中间商、洛杉矶人欧文·弗曼写道：“首次查看那批东西的照片目录，我已深信不疑……它们不仅内容广泛，颇有价值，也属于真正杰出的博物馆藏品。”

1923年，劳费尔曾在北京见过那批东西，研究过那些目录和照片。此时，弗曼请劳费尔携带妻儿飞至洛杉矶，用3天时间对其进行鉴定。劳费尔按照要求提供了鉴定报告，并在菲尔德博物馆档案室存档。劳费尔在鉴定报告中详述道，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它有意实施禁止出口文物的法律。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那批东西可能是最后，也是从中国获得如此重要、高品质文物的唯一机会”。劳费尔认为：“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说，那批东西不可复制。”劳费尔宣称自己特别赞赏蒙特收藏的绘画，深信它们优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绘画。简言之，“我相信，蒙特上将为那批藏品要价60万美元公平合理；如果在纽约、伦敦或巴黎展览、拍卖，或在私人收藏家之间转手，至少值100万美元，有可能更多”。

1930年，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主管们预付了20万美元，征购蒙特藏品中的118件陶瓷，保留了以40万美元价格购买其他藏品的选择权。该馆发布消息，将其视为博物馆发展转折点予以庆祝。批评者和学者也随之蜂拥至洛杉矶。《帕萨迪纳星报》的威尔森·佛思首先开火发起了攻击：“对此事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应该征求一下专家们的意见，如底特律‘东方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马奇、波士顿美术馆的约翰·洛基博士、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凯利博士，问问他们对蒙特收藏有多少了解。”消息很快泄露出来：上述学者所知道的，是蒙特曾到美国各地推销那批东西，没有引起任何人征集的兴趣。同为德国移民的阿尔弗雷德·扎尔莫尼是实打实的中国艺术权威。他称蒙特那批东西“是大杂烩，充斥着复制品、赝品和旅游纪念品小玩意儿”。此时，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主管们的态度已经转变，放弃了那批藏品的选择权，并拒绝向博物馆拨付更多征集经费，使该馆在此后若干年，在藏品征集方面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如此，蒙特那批东西、包括保留征集选择权的藏品，继续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展览到1940年。那年，该馆新馆长罗兰德·麦金尼，终于决定就此征求专家意见。在麦金尼馆长1940年给博物馆董事会的报告中，保留了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其结论是：“那批藏品的真伪十分可疑，不值得在洛杉矶郡立博物馆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