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腐尸宴（第8/9页）

在东方，庞培装腔作势的天赋找到了最好的舞台。这个伟人意识到历史正聚焦在自己身上，一举一动都不忘调整好姿态。像亚历山大那样，他也带了位听话的历史学家在身边，记录他的每一次英勇行动，每一件体现他宽宏大量的事。他一边行军打仗，与国王们周旋，一边注意着留下“副本”。只是战胜那些敢于反抗的东方人还不够，他还与毒蛇打交道，追逐亚马孙人（Amazons，希腊神话人物，相传是居于黑海边的一族女战士），一直向东方冲去，冲向环绕着世界的大海。与此同时，他不满意元老院吹毛求疵地指手画脚，打乱东方国家的边界，就像它们是赌博的筹码一样。他随意地重新安排它们，送出几顶王冠，废除几个国王。现在，这个孩子气的主人控制着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

不过，庞培从未忘记他是罗马人的行政官。公民的伟大只在于他带给共和国的荣誉。对自己，庞培最得意的说法是：“他去的时候，亚洲在罗马势力的边缘，走的时候，它成了中心。”15他对国王们的羞辱，对王国土地的处置，在世界尽头进行的战役，全都在为这个目标服务。当庞培从尘土中扶起提格拉涅斯时，他扮演的角色是共和国利益的坚定保护者。若非如此，这个画面便失去了它的英雄主义光彩。君王式的恭维话能给野蛮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它们的唯一价值是作为背景，凸显罗马人的自由。他处处模仿亚历山大，像克拉苏这样的对手嗤之以鼻，他的大多数同胞却非常欣赏。他们几乎本能地认为，那并不是对共和国不耐烦的表现，恰恰相反，那是对共和国尊严与价值的肯定。

对罗马人来说，怀念亚历山大的丰功伟业不是什么好事。更糟的是，它还总是激励着共和国的敌人。在东方，亚历山大确立的王国模式从来没有丧失魅力。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失去了活力，不断受到罗马的羞辱；但是，在对抗新的世界征服者的共和主义时，它仍是唯一能有所作为的政治体系。这就是它对国王们的吸引力所在——如米特拉达特斯，他甚至不是一个希腊人；更令人吃惊的是，它对盗匪和反叛的奴隶也很有吸引力。海盗把自己称为国王，在装饰风帆和采用紫色箭芒时，他们模仿的是国王的做派。这不全是自高自大，它们是有意识的宣传手段，公开宣扬着海盗们反对共和国的立场。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不会被认错。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当社会秩序大乱时，起义领袖们总是戴上王冠的奴隶。斯巴达克的共产主义是独特的；以前，几乎毫无例外地，起义奴隶的首领将目标定为打倒他们的主人，建立一个新王朝。像海盗们一样，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采用了国王的做派；也有一些复活了传奇故事中的浪漫情节，声称自己是国王失踪已久的儿子。在共和国统治的世界里，革命的意思便是这些。对混乱年代各种复杂的社会潜流，奴隶冒称王室的做法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即预言。米特拉达特斯的宣传机构对预言利用得特别出色，他们宣称罗马注定灭亡，将出现一个所有人的王，一个新的世界王朝，等等。

所以，当庞培把自己打扮成新生代亚历山大时，他其实在盗用君王和奴隶共同拥有的一个梦想。在罗马，只有庞培理解它。作为海盗的征服者，波西德尼乌斯的信徒，他完全清楚，在王权与革命之间，在东方王公的傲慢与受压迫者的怨恨之间，那个梦想是一座桥梁，将它们危险地连在一起。他已经扫除了海盗的威胁，现在，他还准备扫除类似的威胁，无论它们酝酿在东方的什么地方。有一个王国特别值得注意。几十年来，叙利亚一直是无政府状态的发源地，“盛产”启示性的可怕景象（vision）。公元前135年，西西里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反抗罗马人的统治。起义奴隶的领袖把他的追随者称为“叙利亚人”，称自己为“安条克乌斯（Antiochus）”，后者是一个有着广泛号召力的称号。叫这个名字的国王们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曾经统治一个伟大的帝国，最盛时帝国的边界与印度相连。那些辉煌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它的存在仰仗共和国的许可，共和国许可则是因为它的虚弱。王朝的版图只剩下叙利亚这个核心地带。公元前83年，即使这个地方也被提格拉涅斯攫取了；只是由于卢库勒斯，它才得以保留下来。卢库勒斯的政策是复活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复兴的王朝。他找了一位安条克乌斯，重新把他扶上王位。至于庞培，他愿意扭转前任做过的一切，但他不承认新国王，倒不是出于个人恩怨。安条克乌斯既无能又危险。他的王国一片混乱，是社会革命的风暴眼；而他的名字仍蒙着一层光芒，继续勾起人们的反抗欲望。王国是共和国后方的一个脓疮，如果任其发展，它可能会出一个新的提格拉涅斯，一代新的海盗，或一场新的奴隶起义。这是庞培无法容忍的。公元前64年夏，他占领了叙利亚首都安条克（Antioch）。安条克乌斯十三世逃进沙漠，被一个阿拉伯酋长卑鄙地杀掉了。最终，他的王国的幽灵被送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