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相矛盾的共和国（第9/10页）

然而，在维护民众利益的同时，他也得关心自己那个阶级的愿望。掌握这种平衡艺术需要高超的技巧。保守的显贵阶层对保民官总是心存怀疑，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这个职位对拥有者的特殊诱惑力。往往存在着这种风险：保民官过于期望获取民众的拥戴，用激进的、非罗马式的改革贿赂他们。显然，贫民窟越膨胀，穷人的生活越艰难，这种风险越大。

格拉古兄弟就做了这种致命的尝试。两人的出身无可挑剔。利用他们保民官的职权，提比略在公元前133年，盖约在10年后，兄弟两人推进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改革。他们建议将公共土地以小块形式分给群众；将谷物低于市价卖给他们；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建议共和国为最穷困的战士提供服装。的确是激进的改革，毫不奇怪，贵族们都吓坏了。在大多数贵族看来，格拉古兄弟同民众的关系很可疑，有种阴谋的味道。虽然在贵族中，提比略不是第一个提出土地改革的人，但贵族们认为他的家长式做派很过分。盖约走得更远。他向往希腊式民主，在他的改革图景中，罗马各个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将被完全打破，民众而不是贵族将成为罗马的主宰。贵族们觉得他肯定想成为独裁者，否则怎么会有贵族想剥夺自己这个阶级的权力？他们看到了危险的征兆：提比略在结束一年任期后，立刻寻求再次当选；公元前122年，盖约不间断地获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这种违法的事何时才会结束？保民官或许是神圣的，想一直把持共和国的行为就不那么神圣了。维护共和国宪法的呼声两次高涨起来，两次都得到了应答。在一场狂暴的乱战中，提比略被人们用凳子腿打死；12年后的公元前121年，盖约也被贵族的打手杀死。他的头被割了下来，人们用铅水灌进他的头盖骨。紧随其后，他的3000多支持者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

自驱逐国王以来，这是罗马的大街上第一次发生流血冲突，其荒唐之处生动地反映了贵族们的妄想狂。格拉古兄弟引起的对古代罗马的联想不仅仅是独裁制。例如，盖约死在平民事业的圣地埃文蒂尼山。这并非巧合。盖约和他的支持者在这里躲藏，真想把自己与古代的罢工者联系起来。尽管穷人们没有起来支持盖约，但他试图引发休眠已久的阶级斗争，这种做法还是令贵族们震惊。他们认为那是可怕的、不负责任的。但对他的报复行为也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文明人不应该干割人首级这种事。盖约·格拉古灌了铅的头盖骨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一旦共和国的惯例遭到破坏，根基被摧毁，罗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它也是一种警告：罗马不喜欢激烈的变动。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共同的祖先和过去，如果没有一些共识，共和国是什么？抛弃传统就是走向深渊，如果共和国失败了，罗马人不是变成野蛮人，就是成为独裁君主的臣民。

还有最后一个悖论。罗马共和国是这样一种制度：它鼓励公民们无休无止地追求声名；因他们自吹自擂的相互竞争而喧闹不已；它产生了一种侵略性的活力，席卷了它的所有对手；与此同时，它也孕育着自我瘫痪的种子。这是格拉古兄弟的真正悲剧。没错，他们是罗马人，关心自己的声望，但他们也真诚地希望改变罗马公民的命运。两兄弟的事业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解决罗马显而易见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格拉古兄弟是他们的理想的烈士。然而，绝大多数贵族不这么看。对于政治目标和个人野心，共和国不做区分。影响来自权力，权力来自影响。格拉古兄弟的命运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实例，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罗马，试图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人都会被说成是独裁者。无论动机多么高尚，激进变革总会蜕变为自相残杀。格拉古兄弟尝试了激进变革，这一尝试最终毁掉了他们为之献身的改革。此后，想继承他们事业的保民官会做得更小心。社会革命仍不可能发生。

就像罗马城一样，共和国内部有着巨大的张力，几乎总像是处在爆发的边缘。也正如罗马城不仅一直存在还能不断地向外扩张一样，每次遭遇危机之后，共和国的体制都变得更加牢固。既然如此，罗马人为什么不应该坚持既有的、引导他们不断走向成功的秩序呢？当然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也曾多次遭到挫败，但正是这些特点使罗马经受住了各种打击，并从历次灾难中复兴。罗马人已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如果他们的共和国能一直保持原样，罗马人会为此感到欣慰的。将公民们维系在一起的同样是共同体内部的亲密感，每年竞争的焦点变化维持着同样的周期，还是那些原来的制度决定着罗马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