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第3/5页)

[1]这个故事说明了一切。早在16世纪,伟大的法国随笔作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就曾经说过,虽然希腊人进行的其他战斗都是“世上所有的最光辉的胜利,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将这些荣耀与列奥尼达国王和他的战士们在温泉关进行的防御战所赢得的荣耀相提并论”10。250年之后,拜伦勋爵惊闻当时希腊将要沦为奥斯曼苏丹治下的一个省份时,他清楚地知道运用何种历史典故可以发出最为振聋发聩的战争号召:

大地!为了报答你的哺育

我们斯巴达人战死疆场!

百人余一,

仅仅为了坚守温泉关!11

不仅如此,拜伦随后身体力行,效仿列奥尼达的榜样,为希腊自由之故光荣地战死疆场。拜伦之死所具有的魅力,现代第一例真正意义的名人之死,仅仅增加了列奥尼达的荣耀,更加有力地确立了温泉关战役的地位,使之在后世成为为自由而殉难的典范。小说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Gold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踏访这座关隘,尽管斯巴达这座城市自身是如此的“乏味和残酷”,他又为何觉得如此激动不安?

首先,这不仅因为人类精神会直接对一个关于牺牲和勇气的故事产生反应,就像酒杯会随着小提琴声发生共鸣一样,而且还因为在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这支队伍站在了历史线索最为恰当的地方。列奥尼达所具有的意义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使我今天能够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也能写下任何我想说的话。他的贡献在于令我们拥有自由。12

换句话说,还有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戈尔丁的赞美之词可能也会很好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煽动所用。对纳粹来说,温泉关战役同样也是希腊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这一点与蒙田的观点一样。300名守卫关隘的战士被希特勒认为是真正优秀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为战争和崛起而生,根据希特勒更为异想天开的推测,甚至连斯巴达臭名昭著的肉汤也完全起源于日耳曼人居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1943年,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酣时,希特勒明确地将德国第六集团军比作300名斯巴达勇士,但是后来,当他的将军投降之后,狂怒的希特勒说他的战士们的英勇行为“被一个平庸的懦夫一笔勾销”13。希特勒盛怒之下否定了列奥尼达,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也失去了一个将自身重塑为新的斯巴达人的机会。

纳粹党同蒙田、拜伦和戈尔丁一样,都能意识到与300名勇士相提并论的做法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这种类比也暗示出仅仅将斯巴达人描绘成自由的捍卫者也许有些以偏概全。通常情况下,事情的真相比传奇更加复杂且令人着迷。假如薛西斯成功征服了希腊,占领斯巴达,这必将宣告这座骄傲城市的自由之终结——因为所有波斯国王的臣属都是他的奴仆。尽管奴役能够使人保全性命,斯巴达人却认为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而对他们的邻人来讲,奴役是一种宽容的庇佑。希特勒也非常明白斯巴达人的伟大之处建立在对其邻邦无情的压迫之基础上,是对待“劣等民族”的范例,纳粹入侵波兰以及苏联后残忍地效仿了这些做法。波斯君王的精明之处在于,压迫其臣属之敌手当然可视为解放和保护这些斯巴达的邻国,这样充分显示出帝国的慷慨与伟大。对于世代苦于斯巴达人统治的那些人来说,薛西斯的统治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

重要的是,这里确实有一个塑造历史的悖论。在某种情况下,被一个外来强权吞并也许会受到欢迎。如果按照希腊人所谴责的那样,薛西斯一定是一个暴君;而在古代伊拉克、阿卡德(Akkad)、亚述和巴比伦地区,千百年来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天下诸国,强者居之。薛西斯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统治权。伊拉克帝王的风范最为关键的要点始终是薄情寡义、铁腕统治。尽管波斯帝国也是在“攻城略地,铁骑铮铮,灭国无数”14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它在扩张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更为精明的应对挑战统治权的策略。通过保证忠诚的臣服者以安定并发出一些号令,向他们表现出公正而合理的驾驭与掠夺的技巧,波斯的国王代代相传,为他们及其子民打下了历史上最为辽阔的帝国。这确实是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为后来的岁月展示了建立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世界帝国的可能性。故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榜样力量的影响也一定应当比特殊而转瞬即逝的雅典民主社会要长久得多。波斯诸王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启发了一个又一个帝国,即使进入了伊斯兰黄金时代也是如此,自称为世界主宰的哈里发们做出了很好的回应,虽然在伊斯兰的成语中有“自负如薛西斯”这样的说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古代波斯王权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在中东地区一直保留到1922年最后一位哈里发——土耳其苏丹——的统治被推翻为止。